518许纪霖讲座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

按：今天发一个讲座笔记，是对今晚许纪霖老师在山大天人讲堂所做讲座《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百年中国启蒙运动的迷津》的一个现场速记。措辞和语句顺序上不一定与讲座中实际的情况对应，我在纪录和整理过程中可能有所偏差和错漏。

（开场又提了蝙蝠论）以两个问题为主线来解析百年启蒙的困境：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何在？

与英法启蒙思想与其自身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不同，在德国，启蒙尤其成为了一个问题。按照伯林的说法，对于德、俄、中这样“被启蒙”的国家来说，启蒙具有双重意涵：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即追赶普适的先进文明和发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两种自觉，而这其中有着内在的紧张。其一例即费希特以后浪漫主义对法兰西文明普遍性的反弹。

在传统中国，文明与文化是合一的，中原文化构成了东亚世界的普适文明。用雷海宗的话说，晚清之前中国的敌人要么是有文明无实力，要么有实力无文明，而帝制晚期的中国遇到的是既有文明又有文化的敌人，这也是西方文明这一“敌人”之难以化解性的来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被赶下了文明的宝座，成为了特殊主义的文化，天下主义的普适文明就此沦落，原本合一的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开始撕裂。这即是百年以来启蒙困境的滥觞。

新文化运动的自觉性是一种文明的自觉。晚清的觉悟针对富强，但欧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迷信物质，迷信国家”的西方文明的缺陷，开始有人认为西方文明不过“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严复语）由此，一种最后“的觉悟，伦理的觉悟”（陈独秀语）开始生发，其实质是一种文明的觉悟。

具体而言，胡适就是一个例子，他在这一时期从一个进化论者、国家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讲出了“万国之上，还有人类”的话。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基调正是国家文化不应与人类文明抵触。在中西文明大讨论中，杜亚泉和李大钊都有关于第三种文明和调和的文明的论述，这不是文化思考的方式，而是文明思考的方式，也就是说首先看人类发展的方向、普遍的人性，再为并不外于人类的中国文化定位。基本的命题可以概括为“世界潮流往何处去，中国要跟上这个潮流”。这一思维方式其实是合乎传统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欧洲文明破产后，要靠中国文明拯救人类。《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中也给出了一种普遍历史图景和世界时间轴：西、中、印文明分别是青年文明、中年文明和老年文明，中国所需要的只是补上青年人这一课。因此五四这代人是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世界主义者。

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个问题在五四时是被遮蔽了的。但当时仍有两批人算做考虑这一文化特殊性问题的前驱：旧派中的新派和新派中的旧派。旧派中的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杜亚泉等，他们接受了传统教育的，基本的思想框架仍是中国的。正是这批人在民初代议制政治失败之后首先开始注意到“国魂”（康）、“国性”（梁）、“国本”（章士钊）和立国精神的问题。而新派中的旧派则受到了新式教育，这派以学衡派，尤其是哈佛三杰（梅光迪、吴宓、汤用彤）为代表，他们师从白璧德，认为古希腊精神与儒家文明在轴心文明的层次上彼此相通，推崇理智与情感的平衡和谐，讨厌近代的机械主义、科学主义和从卢梭到浪漫主义对意志、理智、情感、欲望的张扬，认为胡适所引介的恰是近代西方之糟粕。因此在学衡派融汇中西文明的努力和“文化的托命之人”们的使命感中，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问题出现了（陈寅恪“本来民族之地位”）。但这些声音在当时非常边缘，文化自觉并非五四时代的主旨。

直到30年代，文化自觉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九一八、华北事变之后，救国的主题成为了中华文化自觉凸显的背景。在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开场的中国文化本位大论战中，全盘西化派（胡适、陈序经）和中国文化本位派表面来看打了个平手，但后者的声音引发了更多的反响。事实上两者分享了共同的理论预设：文化被视为救国的工具，“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文化本位的基础”。与这两方的工具主义预设不同，另有一些人是对文化的内在价值有着深刻体会的，张东荪、张君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玄学鬼”），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主体选择的生命中。他们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主张既是关于文明的，也是关于文化的，但归根到底认为制度由文化决定。这些人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传统。普适性与特殊性如何融为一体、中国到底需要哪种自觉成为百年以来的困境，构成了延绵的隐秘论战。新世纪以来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论的论战能不能走出这一对抗？

回到德国，赫尔德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但与费希特以后的浪漫主义不同，赫尔德既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也是欧洲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认为共享的世界应包含多元的文化（“多样性的大花园”）。这提供了文明的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不一定对抗的一种思路。如伯林所言：”我们是两个世界的继承人，拒绝单一，但相信普适“。赫尔德和伯林是文化多元主义者而非文化相对主义者（如后现代主义不相信元话语），认为除了多元文化之外，仍有比较薄的普遍价值存在。要想解决怎么把普适文明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普适的文明的问题，可以接续赫尔德和伯林的传统。普世价值论者认为好的就应是我们的，但外来文明总是需要转化，我们的心灵不是一片空白，外来的东西需要与自身的东西产生融合，否则很难深耕。中国本位论者认为”我们的“就是“好的”，以反西方中心论和“西学原罪论”为地基立论。但“我们的”仍需放在一个更加上位的普适文明中来衡量。

西方当然不能代表普适。亨廷顿提出有两种对普适文明的理解，过去的看法是西方就是普适的，另一种理解则是不同文化所共享的价值就是普适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联合国宪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普适文明的体现，不同文化间对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应是黑格尔笔下的世界民族，我们表述的话语不能只是中国的，而必须是普适的“好的”语言。真正夺过话语权需要用自己的文化创造一种普适的文明。一个根本的目标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既是民族的主体，也是世界的主体，只有弥合文化和文明的主体性，才能再度成为对人类有担当的世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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