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幸福之路4

由于上述这一切观念上的分歧，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当他生活于某一社群中时，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拒绝的人；而在另一社群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认同。

许许多多的不幸，特别是那些青年人的不幸，就是由此产生的。一个青年男子或青年女子接受了一些流行的观念，却发现在自己生活环境中，这些观念是被诅咒的东西。

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即把自己熟悉的唯一环境当作整个世界的全部。他们很难相信，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社群中，自己因为害怕被人认作大逆不道而不敢表露出来的观点会被当成普通常识而接受。

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历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在青年时期，而不少人整个人生都是如此，这种孤立无援不仅是痛苦的源泉，而且也使人在面对敌对环境时，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性，消耗浪费了大量的能量。

这种孤立无援十有八九会产生使人不敢深入探究这种新思想并进而追溯它的逻辑结论的胆怯心理。一个人不应该长期处于这样的处境中，因为不管是疲劳、还是对于新思想的探求的胆怯，都是对于幸福的极大妨碍。

勃朗特姐妹在她们的书出版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与她们意气相投的人。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艾米莉，她勇敢而气质高贵；但却影响到了夏洛特，尽管她才华横溢，但她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家庭教师的水平。

布莱克像艾米莉?勃朗特一样，生活在一个心灵极为孤独的环境中，也正象她一样，他的坚强足以抵挡环境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对的，对手是错的。他对于公众舆论的态度从下面几行诗中可以看出来：

我曾经知道的唯一的人

他差点没使我呕吐恶心

是富斯利：身兼土耳其人

与犹太人的双重身份。

因此，亲爱的基督朋友，

你将如何面对他们？

但是很少有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富有同情心的。

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注到青年人的头脑中，使他们本能地同到处都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相适应。但是对于少数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全部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认同的。

例如，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已被一种敌对态度所笼罩，这种态度对一切有益身心发展的东西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的孩子会瞧不起他，而老师则告诉他这些书籍是乱人心神的。

如果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的同伴们会认为他没有男人气概，而长辈们则认为他品行不佳。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受人尊敬，只要在他生活的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甚至会说，他父亲的老行当才真正适合他。

要是他稍微流露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他很可能会遇L大麻烦。由于这种种原因，青春期，对于那些具有独特才华的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时期。

对那些显得更为普通的伙伴来说，这一时期却是一个高兴快乐的时期，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则希望学到一些正经严肃的东西，然而，在他们偶然地出生的特定社会阶层中，不管在长辈那儿，还是在同辈人那儿，这种东西都是遍寻不着的。

当这些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一起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大学毕业后，如果他们非常幸运，就可能会找到一份在其中能寻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伴侣的工作。

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都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约束自己。不过如果他的工诈迫使他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尤其是这种工作要求他对普通的人表示出尊敬恭顺，

比方说，一位医生或律师，他或许就会发现自己整整一生，都不得不在自己天天见面的人跟前隐瞒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在美国，由于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

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不管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本上得知，在别的地方他们不再会感到孤寂，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去那儿生活，结果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同人作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比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的气质稍显脆弱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那些有才华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找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怯弱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有的人对舆论不置一顾；有的人则对之恐惧万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舆论总是一种独断专横的东西。狗在人害怕时而不是对它表示蔑视时，叫得更凶，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种特点。

要是你害怕这个社会，你等于给了别人捕获你的机会，而要是你对它不屑一顾，它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放之任之。当然，我并无意提倡极端的蔑视挑衅的态度。

如果你在肯辛顿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相反，你就必须为这一后果负责。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相对温和的有悻于传统习俗的过失行为，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加入某一教派组织，不读某些智慧之书等。

这类过失，如果不是意带挑衅，而是轻松随便、漫不经心地自发做出的行为结果，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是会得到容忍的。

这些行为也许会变成与精神狂乱症类似的行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对他来说就是可接受的。这主要是一种善意与友好态度的问题。保守着对人们与传统决裂感到愤怒，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评。

如果一个不保守传统的人能够以友好的态度向他们，甚至向最愚蠢的人说清楚，他并不打算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但是，对于那些兴趣观点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办法是毫无用处的。

这种缺乏同情的状况使得他们内心不快，并采取一种挑衅的态度，即使表面上他们恭顺服从或尽力避免任何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的阶层群体的传统习惯不谐调不一致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

同样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他们的群体中，他们就会彻底改变个性特征；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怯弱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自信；从顽固不化、刚愎自用转变为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应该努力选择一种能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提供机会的工作，哪怕这种选择会给自己的收入带来很大的损失。

他们常常很少知道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偏狭，并且极易想像，他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到处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很多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多的社会阅历。

在如今的心理分析时代，人们很习惯于假定，任何一个年轻人，他之所以与他的周边环境不相谐调，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心理紊乱。

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父母的同情的唯一原因只是知识问题。

不错，一个人与周边环境不相和谐一致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并不一定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昧，偏见和残忍时，与它的不和谐反而是一种优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几乎所有的环境下都会产生上述情况。

伽俐略和开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也是如此。以为社会意识应该变得如此强大，如此发展，以至于使得那些叛逆者对由他们的思想所激怒的社会普遍敌视态度表示恐惧，是不可取的。

真正可取的是：找到一些方法，使得这种敌视态度尽可能得到减弱，尽可能失去其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青年人那儿。

如果一个人处在了合适的职业和合适的环境中，他很可能会摆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在他的优点还没有经过考验的时候，他往往处于那些无知者的掌握中。

这些无知者自以为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出判断，但是，当他们知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比自己这些阅历广泛、经验丰富的人懂得还要多时，不禁怒从心起。

许多最后摆脱了这些无知者的独断专横的年轻人，经过长期的艰苦抗争和精神压抑后，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折。有这么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似乎天才注定会成功，根据这种观点，对年轻人的能力的迫害就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就像那种说杀人者必露马脚的观点一样。很显然，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杀人者都是已经被发现了的；但是谁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杀人者没有被人发现？

同样，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重重困难之后才获得成功的，但是没有理由说，许多天才并不是在青年时期夭折消失的。进一步说，这并不仅仅是有关天才的问题，还是有关于对社会同样需要的才能的问题。

而且这不仅仅是个出头冒尖的问题，也是一个既出头冒尖，又不令人失望，不过分损耗能力的问题。如此看来，年轻人的成长道路不宜规定得太死板刻薄。

老年人应该尊重青年人的愿望，这是可取的；年轻人如果也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愿望，这就不可取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考虑的实际上只有年轻人的生活，而并没有老年人的生活。

如果青年人企图去干涉长辈的生活，如反对丧偶的父母再婚，这与长辈企图去干涉青年人的生活一样是不对的。无论老人还是青年，一旦他们到了不惑理智之年，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必要的话，还有犯错误的权利。

如果告诫年轻人在任何大事上都唯老一辈之命是从，这是错误的。例如，你作为一个青年人，很想学习舞台表演，但是你的父母都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表演不光彩或是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

他们也许会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你放弃这一想法；他们说你过不了几年肯定会反悔的；他们会举出一连串的事例试图说明，某些年轻人因为轻率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落得个不幸的下场。

他们认为舞台演出并不适合你，这当然可能是对的，因为你可能没有表演天赋、音色不佳。如果真是如此，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从演员身上发现这一点，这时，你还有足够的时间选择另一种职业。

父母的意见不应该成为你自己放弃努力的主要理由。如果任凭他们怎么劝诫，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就会很快地转变想法，而且这一转变往往比你或他们自己料想的还要来得快些。

另一方面，如果你听到那些内行的人不赞同你的想法，那就该当别论了，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内行的意见往往是值得听取的。

我觉得，一般说来，人们对除了专家之外的他人的意见太了，而且事无巨细都是这样。在不受饥饿、不进监狱这类事上，我们当然应该尊敬公众的意见，但是除此以外，在任何事上都对那种不必要的独断专横意见表示自愿屈从，这就很可能从多方面影响到人的幸福。

以消费为例。许多人花钱的方式同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大异其趣，这往往只是由于他们出于这种想法，即以为要赢得邻居的尊敬，办法只有看自己能否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能否办得起盛大的宴席。

其实，任何一个有钱买得起汽车的人，如果他宁愿徒步走路，或者用这批钱建造一个图书馆，比起他像太人那么去做的来，最终会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去嘲弄舆论，这样将被置身于一种更加混乱的情况之中。

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公允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谦卑和顺从，这比起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来说，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以保留，这就使我们值得去会见各色新人，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人的复制品而已。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待权，他们被自己的出身所决定，允许自己作出怪癌无常的行为。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整齐划一的危险。我并不主张人们应该有意去做作出什么怪僻行为来，因为这同保守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我只是说，人应该顺乎自然，只要他的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该让他自然地表现出来。在现代世界，由于交通的快捷便利，人们比以前更少依赖于地理意义上的近邻了。

那些拥有汽车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个生活于20英里内的人当作邻居。因此，他们比起早先来，在选择他们的伙伴上，有着更大的权力。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一个人如果在方圆20英里内都找不到兴趣相投的朋友，那一定是很不幸的。

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一个人应该熟悉自己的隔壁邻居的观念已经消失，但是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显很愚昧了，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已经没有必要依靠近邻了。

现代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而不仅仅根据地理位置来选择朋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幸福，随着志趣。见解方面相同的人们的交往，已经增进了不少。

有理由期望，社会交往会越来越沿着这一方向向前发展，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这种方式，现在尚在困扰着许多不墨守陈规的人们的孤独，必将逐渐减少，以至于最后消失。无疑地，这一定会增进人们的幸福。

但是这对现在那些通过任意摆布人们来得到快乐的保守分子来说，这样做无疑会减少其虐待狂的快乐。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以便加以存留的快乐。

舆论恐惧症，像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并对人的成长造成妨碍。如果这种恐惧感仍然很强烈的话，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就；并且根本不可能取得那种构成真正的幸福的精神自由，

因为幸福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话方式是出于自己心底的冲动，而不是出于偶然性的兴致以及那些偶然成为我们的邻居、甚至于亲友的愿望，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

即对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的搜捕行巫者一样令人可怕。当报纸刻意把一个也许根本无害的人当作替死鬼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他们的湮没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和完善，这种新的社会迫害形式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作为它的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只靠轻蔑鄙视就能解决的界情。

我认为应该制订出一套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原则，任何使无辜者的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该予以禁止；即使他们的言行是偶然作出的，也不允许恶意地宣扬公开而使他们蒙受名誉上的损失。

然而，医治这种恶行的唯一方法是，提高公众的宽容度。而提高宽容度的最好的方法又是，使这样一种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对自己的同伴进行痛苦的折磨以便从中获得快乐。

第十章，幸福是可能的吗

前面我们已经对不幸福的人作了充分的讨论，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幸福的人这一饶有趣味的话题。从我的一些朋友的言论和著作中，我几乎就要得出下面的结论了：幸福，在现代世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通过反思，到外国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我发现这种观点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朋友的不幸；在本章，我想考察一下在我的一生中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幸福有两种，当然，这中间还有许多层次。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

当然，在这些不同的名称中选择一种恰当的名称，这主要视论点而定，在这儿，我不打算证明任何论点，而仅仅打算去描述。也许描述这两种幸福的差异的最简单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胸怀，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情有独钟。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工，在他身上充满了幸福。他身材极为高大，肌肉极为发达，但是既不会读又不会写。

当他在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他的幸福并不来自于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

安息日会的最终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的人生乐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条，而只是基于躯体的活力，足够的劳作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也是与他同种类型的，他一年四季与野兔作战，他说起这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起布尔什维克分子一样；他认为它们行事诡秘，诡计多端，凶恶残忍，只有同样的精明伶俐的对手才能和它们作一较量。

正像那些聚集在凡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4门，他们每天都在追捕一头野猪，这头野猪每天晚上被他们杀死，可是第二天早上又奇怪地复生了。我的花匠也能捕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故重新复生。

那花匠虽然已经有70多岁的年纪了，可地从不停息，为了干活，他还得每天骑车跑上16英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取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意子们”。

你也许会说，像我们这类读书人，是体验不到这种单纯的快乐的；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小的动物发动战争，我们能从中体味出什么快乐来呢？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在肤浅。

一头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但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尚且能够从与后者的搏斗中得到快乐。从情感的内容这一方面说，那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的快乐，与我的花匠的体验到的快乐并无不同；教育造成的差异仅仅是快乐的形式不同而已。

成功的快乐需要困难跟随，即使在最后这种困难得以克服，但它必须使得成功在开始时没有把握。这也许就是别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的原因了。那种自我评价偏低的人不断地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奇，

反之，那种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则往往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惊奇。前一种惊奇是令人高兴的，后一种则令人沮丧。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动都没了。

在那些受过更高级的教育的社会成员当中，现在最幸福的要数科学家了。他们中间许多最杰出的人在情感上是纯朴的，他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如此深刻，

以至于吃饭、结婚对他们来说都是乐不可言的了，艺术家们和文人学士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当成是礼仪上的需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充分地享受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

他们智力中的较高部分完全被自己的工作所占用，而不允许侵入到自己无能从事的领域，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感到幸福，因为在如今的时代科学发展迅速，力大无比；因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既不被他们自己也不被外人所怀疑。

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拥有复杂的情感，因为简朴的情感已经遇不到阻力了。复杂的情感象河水上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泛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往往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了。

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幸福的全部条件都得到了实现。他有一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活动，他获得的成就，不管是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那些甚至有时并不理解他们的普通大众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他比艺术家幸运。

当公众不能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歌时，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这是一幅糟糕的画或这是一首糟糕的诗。当他们不能理解相对论时，他们都下结论说（这倒在理），他们受的教育不够。

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画家却在阁楼中饥肠键限，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则是不幸福的。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对抗公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记外面的冷漠世界。

而科学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鄙视，要么做卑鄙无赖的人的痛苦不堪的处境之中。

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惊人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结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结局便是后者。当然事情并非永远如此。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尚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于勒二世虽说可能对米开朗基罗是不公平的，但他从不贬低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才能。

现代的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才华耗尽的老艺术家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一般而论，艺术家比科学家更不幸福些。

我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在西方国家，许多知识阶层中的年轻人，由于发现没有合适的职业适合自己的才能，从而越来越感到不幸，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见于东方国家。

现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轻人大概都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年轻人要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因而相应地具有一种热诚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处死了，有的被饿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

这样，他们便不能强迫年轻人在要么行凶为恶，要么无所事事之间作出唯一的选择，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一样。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苏联青年的信仰也许是无情的，可是对于信仰，他们除此之外还能提出什么异议呢？

这些青年人确实在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符合人们意愿的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这一世界，也许并不适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居住，但他们也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才行。

因而，无论从哪一个实际的角度来判断，苏联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据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什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进行的谴责——说它是非人道主义的——实在是毫无道理。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环境扰乱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许多活动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种活动能够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感到幸福。

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虽说这种目标的实现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并不是无法实现的；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

这种态度乃是安逸和软弱的揉合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劳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们能希望对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

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赖于公共事业，哪怕在面临死神的时候，他或许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还多，还实在。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作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与我校相似的学校。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也许会是他的脑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静和幸福，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称羡。

然而，我并不是主张，只有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它们，因为它们需要一种极不寻常的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杰出的科学家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乐趣，也并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其鼓吹的事业中获得愉悦。

工作的乐趣对所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够从自己的技能的适用中获得满足，而不是要求全世界的赞誉就行。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时双腿便残废的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非常宁静、幸福。

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幸福，是因为他创作了一部长达五卷的关于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一大批贝壳学家，但是从认识他们的人那儿，我知道研究贝壳确实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了幸福。

我还认识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有志于创新字体的人的榜样。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尊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远不及他运用自己的技巧时获得的真正的快乐——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体相当。

我也认识另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排数学字体，景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我并没有去专门研究和考察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我相信，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建设性的本能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的。

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我们的机器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的快乐比过去的手工时代更少了。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确实，今天，技术工人从事着与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迎然不同的工作，但是在机器经济中，他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器的人，那些设计师，那些飞机工程师，司机以及其他许多人，从事的仍然是一种几乎可以让技能得到无限发展的职业。

就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工人和农民并不如汽车或火车司机幸福，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这种工作确实丰富多彩，但这得看老天爷的险色行事，而且这些农民也确信这一点。

但是，对于制造现代机械的人来说，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能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那些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这种工作是极端乏味的，因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很少有变化。

而且工作越乏味，他们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纵。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确远未达到这一阶段——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从事一切乏味的工作，人类则从事变化多端和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时代来说，工作将变得不再乏味，不再令人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习惯于枯燥无味的生活，以便摆脱饥饿的威胁。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成了一种乐趣。

关于这一点，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的职业为乐事的现象中找到证明。但是，自从引入了农业生产方式以后，人类便进入了毫无生趣，忧郁沉闷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

直到今天，我们才凭借机器的有益的操作得到了解放，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的世故农民的老辣智慧等，但是每个乡村青年的愿望之一，便是要摆脱甘心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寂寞长夜的境地。

他们到城里找活干，因为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是实在的，亲切的。一般人的幸福的基本成分，包含着友谊与合作，人们能从工业中，而不是农业中更多地得到它们。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对事业信仰是幸福的源泉之一。我并不仅仅只考虑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受压迫国家中的诸如此类的人，我还考虑到了许多更为卑微的信仰。

我认识的那些相信英格兰是十个失传部落的后裔的人，几乎总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兰只是埃弗雷姆和马纳塞部落的人，也会感到同样地幸福。

可是，我并不希望读者对此产生信仰，因为我不会去鼓吹任何对于我来说是基于虚假信仰之上的幸福，出于同样原因，我也不会去怂恿读者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喜好生活，虽然在我看来，这一信仰总能给人带来美满的幸福，

但是要想发现一些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并且那些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则在闲暇时光也拥有了一种满足，立足以排解人生空虚的感受。

与献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在活着的最杰出的的数学家当中，有一位将他的时间平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数学，一部分致力于集邮。我想当他在前一部分中没有取得进展时，后一部分也许就能够起到一种安慰作用。

当然，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的困难，并不是集邮能够解决的，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唯一物品，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簇以及石器所展示的境界，该使你多么欣喜若狂，心旷神信？

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对这些纯朴的平凡的快乐不置可否。虽然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都认为它们与人的成熟不相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幸福和快乐都应得到珍惜。

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从顺伏尔加河而下中，从逆扬子江而上中获得快乐，并且一直为没有见过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而遗憾万分。这些情感是极为纯朴的，但是我并不为这些感情而羞怯惭愧。

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的亢奋的快乐吧。这些棒球迷们热情而又贪婪地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报纸，电台正在转播那扣人心弦的场面。

我认识一位美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以前给我的印象是极端忧郁的，但是自从我们见过第一次面后，结果就不一样了，记得当时电台正在报道一场生死攸关的棒球赛的结局，

这位文学家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他高兴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赢得了胜利。从此以后，我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从书中人物的不幸中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压抑的感觉了。

然而，狂热和爱好，在许多情况下，也许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是根本的幸福之源，而只是对现实的逃避，只是对某些极端痛苦的、难以面对的时刻的忘却。根本的幸福最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友善的关怀。

对人的友善的关怀是情感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掠夺的和非得有回报的形式。后者极有可能是不幸的源泉。

能够带来幸福的那种形式是：喜爱观察人们，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发现乐趣，而不是希望获得控制他们的权力或者使他们对自己极端崇拜。如果一个人抱着这种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找到了幸福之源，并且成了别人友爱的对象；

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还是疏远，都会给他的兴趣和感情带来满足；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郁郁寡欢，因为他本来就不图回报，也将很少得到这种回报。在另一个人心里感到怒不可遏。

暴跳如雷的特性，在他那儿，反而成了乐趣的来源，他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些特性。别人苦苦奋斗才能获得的成就，在他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所以他将是个愉快的伙伴，而这反过来又给他自己增添了许多幸福。

但是，这一切必须出自内心，源自诚意，它绝不能产生了源自责任感的自我牺牲的想法。在工作中，它却是糟糕的；人们只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忍耐、顺从。自然而然地、不耗心计地喜欢很多人，也许就是个人幸福的最大源泉。

在前面一段文章中，我还谈到了所谓的对物的友善的关怀。这一说法也许听起来有点勉强；也许应当说对物的友善感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在地质学家对石块和考古学家对遗址所具有的兴趣中，还是存在着与友善类似的东西的，这兴趣也应当成为我们对待个人和社会的态度的一个因素，人们不可能对敌对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感兴趣。

一个人因为讨厌蜘蛛，为了住到它们较少光顾的地方，也许会收集有关蜘蛛习性的资料。但是这种兴趣决不会产生像地质学家从石块中获得的那种快乐，虽然对无生命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不如对待自己的同胞的友善态度在日常幸福的成份中那么有价值，但是它仍然是很重要的。

世界广差无垠，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幸福都局限于自身之内，那么不向生活索取更多的东西就是很困难的，而贪求的结果，一定会使你连应该得到的那一份也落空。

一个人，如果能凭藉一些真正的兴趣，例如曲伦特会议或星辰史等，而忘却自己的烦恼，那么当他漫步回到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一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衡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自己的烦恼，同时得到真正的、哪怕是短暂的幸福。

幸福的秘诀在干：使你的兴趣尽量广泛，使你对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尽量友善，而不是敌视。这里我对幸福的种种可能性作了初步的探讨，以下章节将作进一步的讨论，并对如何摆脱忧郁的心清提出一些建议。

第十一章，热情

在本章内，我打算就我认为是幸福者最普遍、最显著的标志，即热情，展开讨论。

也许理解热情意味着什么的最佳途径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对干一部分人来说，吃饭仅仅是一件厌烦的事情；不管食物如何精美，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致，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

直到饥饿变成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感情，他们是永不知道挨饿的滋味的。但即使在这时，他们仍然把吃饭仅仅看作每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这种事情只不过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作了规定。

像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吃饭令人厌烦，但抱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少让人心烦。接下来的一部分人是病人，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健康，进补些营养品是必需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美食家们，进餐前，他们怀着厚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够格的。还有一种感谷之徒，他们俄鬼般地扑向食物，暴饮暴食，并且长得太胖，爱打呼噜。

最后还有一种人，他们进餐前食欲旺盛，对眼前的食物心满意足，直吃到饱嗝连天，他们才会停下来。在人生的宴席前，人们对生命所奉献的好东西也有着相同的态度。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

热情与生活的关系，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厌食者对应于苦行者，警谷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

令人惊讶的是，也许除了暨谷之徒外，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看不起具有良好胃口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因为饥饿所以进食，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所以热爱生活，

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俗不可耐，他们从自己的幻想的高峰俯瞰那些他们认为头脑简单的人，对他们予以鄙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对于我来说，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一种弊病，

这种弊病，确实在某种环境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但是不管如何，当它产生时，应该尽早地给以医治，而不应该把它作为智慧的更高形式。如果某人喜欢革每，而另一个则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

这里不存在草毒是否好坏的纯粹抽象以及非个人的证明，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草毒的人比不爱吃草毒的人多了一种快乐，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就多了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在这个小例子中是真实的东西，在更为重大的事情里也同样是真实的。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胜过不欣赏的人，而爱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因为，比起欣赏足球赛，读书带来的快乐机会要多得多。

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但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总是一极好事，

这些事物能令我们的岁月变得充实圆满。我们都容易患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呈现出万千姿态，他却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千万别把内省青的忧郁看得过高。

从前有两台制造香肠的机器，专门用来将猪肉转制成最鲜美的香肠，其中一台机器一直保持着对猪肉的热情，从而生产了无数的香肠；另一台则说：“猪肉与我何干？我自己的工作远比任何猪肉有趣和神奇得多。”

它拒绝了猪肉，并把工作转向研究自己的内部构造，而一旦天然食物被剥夺，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它越是研究，这内部对它来说似乎越发地空虚和愚蠢，所有那些进行过美妙运转的部件都纹丝不动了。

它不明白，这些机器部件究竟能干什么。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是失去热情的人，而第一台则像是对生活保持着热情的人。心灵也是一部奇异的机器，它能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把它获得的材料结合起来，

但是如果缺乏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会变得软弱无力。心灵与制肠机的区别是：由于事件只有通过我们对它们发生兴趣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因此心灵必须自己为自己获取材料；如果事件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

我们便不会去利用它们。因而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会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在他偶然审视自己的灵魂时，则会发现那些极其丰富、有趣的各类成份被解析和重组成了美妙的，富有教益的形式。

热情的形式是数不胜数的。人们也许会记得，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他把它捡了起来。经过一番打量，他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爱恋他了。

如此普通的物品都能引起他的极大的兴趣，因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乏味的。在乡间野外的散步途中，有多少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个人或许会对鸟儿感兴趣，

另一个则关心草不，还有的人留心地质地貌，也有的人注意农事庄稼等等。如果你有兴致，那么上述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是有趣的，其它的也一样。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地，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同类，态度的差异何其惊人！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一个人会对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的状况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甚至他也许会了解到其中几个人的个人隐私。

人们在弄清别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同样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有些人总是发现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快地、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显的理由，他们才会产生别种感情。

再以旅行为例：有一些人将游遍好几个国家，但他们总住在最好的旅馆，吃着与在家中吃的东西一样的食物，约见那些在家中见到的同样的富翁，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豪餐桌上谈的相同。

这些人一旦回家，他们唯一的感受只是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独特的东西，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回家时给冬夜带去一大雅新的快乐欢愉。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比那些没有热情的人更加优越。即使那些不愉快的经验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也有益处。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庄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清是极为愉快的。

爱冒险的人喜欢诸如船只失事、兵变、地震、大火灾等所有这类不愉快的经历，只要它们不危及其健康。举地震这个例子来说，他们会惊呼：“地震原来如此！”

由于这是一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因而他们为此感到高兴。如果认为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很可能在同时，也会失去热情，——但也并非一定如此。

我曾经认识一些长年累月受尽折磨的人，但直到临死的最后一刻，他们仍对生命保持着热情。有些疾病能摧毁人的热情，有些则不一定。

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病，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后，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那些能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药片。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得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以便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均感兴趣，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全无兴趣。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专门化的。

它有时也许会变得极端专门化。鲍洛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位失去了可爱的妻子，曾因此一度感到生活无聊之极的拉大格罗晔中的人物。

但他开始迷上了菜罐和条箱上的中文说明，通过一个法籍中国人在语法方面的帮助，并因之学会了中文之后，他渐渐地能够阅读这些标志了。这样，他在生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乐趣，虽然他从没有把习得的中国知识用于其它目的。

我曾经认识一些人，他们专心致志地致力干搜寻一切有关诺斯替教的旁门左道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主要乐趣便是整理。校正霍布斯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

想事先知道一个人将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教人都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旦这种兴趣被引发出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单调、沉闷中解脱出来。

但是，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非常专门的兴趣，作为幸福的源泉，是不会令人感到满意的，因为它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时光，并且总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他也许会在某一天全部理解那个已经成为他的爱好的特殊事物，因此感到兴味索然。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在我们列举的不同进餐者当中，包括了我并不打算赞赏的蓬谷之徒。读者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前此赞不绝口的充满热情的人，与婆餐之徒并无界线分明的不同。现在，我们得开始对这两种类型加以明确的区分了。

众所周知，古代人把谦逊看作一种美德。

在浪漫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这种观点被许多人遗弃了，而支配一切的激情得到了赞美，哪怕这种激情是毁灭性的、反社会的，正象拜伦式的英雄们所具有的一样。

然而，古人显然是对的，在完美的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任何一种活动都不能被推至极端，以至于其它活动都开展不了。塑谷之徒放弃其它一切快乐，只追求食欲的满足，这样他们的生活中总的幸福便减少了许多，不仅吃喝的快乐会犯这种过度的毛病，其它的快乐有时也有这种情况。

约瑟芬皇后在服装方面就是一个暨谷之徒。

起初，拿破仑虽然对之颇有微词，但还是为她付帐，最后，拿破仑不得不告诉她必须学会节制，他以后只能为她付合理帐单。当约瑟芬收到一张帐单时，首先是感到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地想出了一条计策。

她找军事大臣，要求从军事款中间为她付清这笔帐。军事大臣惧怕皇后革去自己的军职，所以只好照办不误，结果法国因此失去了热那亚。有些书便是这么说的，虽然在此我不想证明这故事的真实性。

不管这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夸张的，但它足以向我们表明，一个有条件嗜好服装的女人，她会走得多远！嗜酒任和慕男狂便是同类中的最好例子。

这些事情的根源是相当清楚的，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于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它们就得与健康的要求相一致，与我们钟爱的人的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相一致。

有些强烈的爱好能使人无止境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至于超过限度，有些则不然。试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限制这一强烈的爱好。

但如果他有妻有儿，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肯定会对此加以限制。即使嗜酒狂和委谷之徒没有社会的约束，从注重自身利益的角度看来，他们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人的健康的要求背道而驰，短暂的快乐只能留下无尽的痛苦。

任何不同的嗜好，如果不让它成为痛苦的根源的话，就必须让它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的东西就是：健康；对自身才能的总看法；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抚养妻儿老小；等等。

一个人，如果为了下棋便牺牲了上述种种特定之物，从根本上说，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但我们对这样的棋迷并没有严加责备，其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而且只有才智超群的人才可能会迷恋如此高深的智力娱乐。

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被运用于这些事情上，这种准则认为，一个白天干活时也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下棋而搁下工作的棋迷便是无节制的表现。

据书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但是到颂奖那一天，他却沉迷于一盘棋，竟然决定不会出席授奖仪式。

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获得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如果一个小人物这么做，那或许就是一件傻不可言的事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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