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竟然说东亚教育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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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认为中日韩等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很糟糕，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这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本文来自移民帮

原作者中村修二，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北美工程师求职顾问诚意推荐”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1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National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2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3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量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China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高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高考一年一度。

入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并不火热，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高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高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万到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级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这种教育上的泰罗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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