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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刘洪强ldquo抽象的国家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
大革命期间关于“国家与社会”诸问题的争论
（刘洪强）
编者按：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作为大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三大党”，以《醒狮》周刊为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为抵消醒狮派的影响，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对之进行了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教育”。其实，双方论辩的背后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前者试图以“国家”涵盖社会改造，而后者强调以社会重新建构国家。从“社会”视角对争论进行分析，结合两者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不同看法，以“抽象的国家观”与“行动的社会观”解释两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差异。今天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特以此文纪念！
（文章原刊发于《北京社会科学》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年第7期全文转载。）
新中国建立以来，醒狮派的研究得到了学界许多学者的 “醒狮派”作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宣传国家主义理论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源起是年左右在法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对外号称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发起人员多为五四时期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后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该党主要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以其创办的《醒狮》周报作为机关报，并由左舜生担任总经理，对外与《孤军社》《商报》负责人陈布雷、萨孟武、陶希圣、何公敢等相互唱和，互为犄角。醒狮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陈启天、余家菊等。作为在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派别，醒狮派在当时中国“对外不能独立，对内不能统一”④(P)的情况之下，“闻鸡起舞”“中流击楫”“揽辔澄清”，⑤(P58-59)表现出了难得的爱国热情。他们旨在树立“国性”，视国家为超越于个人的有人格性的实体，力图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和爱国心以挽救民族危亡。该团体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成立了遍布国内外的30多个分支机构，大有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之势，号称“全国第三大党”，并一度成为二三十年代思想论争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大革命之后醒狮派的势力却迅速衰减，个中缘由值得深刻反思。
按照通常的历史叙事，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双重变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一度救亡压倒了启蒙。按照救亡和启蒙的逻辑，醒狮派这样一个爱国社团及其发行的报纸《醒狮》周刊，通过鼓吹国家主义思潮，突出地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一所谓“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然而醒狮派在风云涌动的近代历史上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国家主义思潮似乎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这种历史视角之下，不论是对于北伐胜利之后接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而言，还是对于年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而言，醒狮派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中都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
醒狮派在与最主要的论争对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论之中并没有占到上风，甚至在醒狮派衰落之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还对于国家主义做了这样一个断定：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⑥(P-)国家主义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运动的死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⑦(P51)醒狮派以唤醒中国为己任：“欲把醒狮齐唤醒，且听尼山木铎声。”⑧(P9)然而一个鼓吹国家主义的团体，竟然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被贴上与自己主旨相悖的标签，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与醒狮派不同，在历史叙事中，以早期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派形象则更为正面。在大革命期间与醒狮派进行争论的共产党人有萧楚女、恽代英、郑超麟、张闻天等，借助《向导》周刊及《中国青年》等平台发声。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早期共产党人对醒狮派的批评被肯定，如有学者就认为：“经过共产党的揭露和批判，醒狮派的丑态毕露。”⑨(P)而醒狮派在国共北伐之后的衰落则被解读为：“共产党人的揭露”—“青年、群众觉醒”—“醒狮派衰落”这样一个典型思想史的叙述。即醒狮派影响力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思想实质的揭露和批判，借助共产党人的宣传和争取，青年群众得以认清醒狮派的“反动面目”，故而醒狮派的影响日益缩小，终于在年下半年后声势一落千丈，并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早期共产党人被视为革命和进步的代表，早期共产党人对醒狮派的批评被学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定型化。
醒狮派为什么倏忽而来，又突然衰落，这是传统的革命史叙事和所谓“救亡图存”历史叙事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或许通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即新文化运动末期和大革命时期醒狮派与共产党人围绕着教育等社会改造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通过考察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兴起，以及醒狮派和革命派一成一败的历史现象，可以进一步追寻当时对“社会”和国家的不同理解，进而对时代中心话语的更替产生一个直观的认识。
二、“唤醒中国”与“社会行动”——从双方围绕教育的争论谈起
醒狮派与共产党人之间政治观和社会观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双方对教育之不同理解上。简而言之，醒狮派为服务救亡图存的目的，诉诸“国家主义的教育”，而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则提出不同意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的教育”。
据笔者统计，在《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期所编选的17篇文章中，有7篇提到了教育，占到了总篇幅的1/3强。⑩除曾琦之外，醒狮派主要代表人物都有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被这个文集收录，而“教育”几乎是全书中除了“国家主义”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主题。
醒狮派提出国家主义教育的主张，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局面有着很大关系。正如其建党宣言所讲：“二十世纪之国家，其国基址飘摇不定，其政象之阢陧不宁，孰有过于今日中国乎……内有残民以逞之军阀，外有间隙而动之列强，官僚既舞弊营私，政客更寡廉鲜耻……行见大好河山，竟将断送于若辈之手。”(11)(P3)醒狮派认为，“外患不足畏，内乱不足恤，所可虑者，国中优秀分子与夫一般国民胥丧其自信之心，无复有向前之意，斯乃真无可救而不免于亡耳。然吾人细察国内之现象……大多数之国民尚沈沈酣睡”，所以他们以“唤起国民之自觉心，恢复国民之自信心”为使命，使“西人咸知‘睡狮’之已醒而不可复侮”。(12)(P-)正是因为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官僚、政客营私舞弊与摧残百姓，以及多数国民的沉沉酣睡，导致民国“国基”飘摇不定，所以醒狮派着力“唤醒中国”。醒狮派认为内忧外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中优秀分子和一般国民丧失了自信之心而酣睡不起，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他们提出了国家主义的教育。在陈启天等人“教育建国”的论述中，甚至把教育事业提高到了建国基础和立国之本的高度。
何为国家主义的教育?就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以教育的方式激励国民爱国热忱，消除党派抵牾，共御外侮。余家菊曾论及“或谓教育为立国之本，或认定教育之职志在使国家昌盛，此两者吾人皆谓之教育建国论”。(12)(P)对于教育建国论的目的，余家菊指出“其主旨对内则在使国民有公共的志趣，而无党派的龃龉，对外则在抵抗强权，延存国脉”。据此，他提出教育建国论的三条宗旨：“(一)精忠报国(二)慈祥恺悌(三)独立进取。”(12)(P)
此外，醒狮派代表人物陈启天也讨论了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一曰教育的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心，与乎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的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戡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的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能措施得宜，弊少利多。(13)(P50)
在陈启天看来，教育的宗旨是要激励国民对于国家的感情，以及对国家的自觉心和责任心。由此可见，醒狮派将自己相当多的精力放到了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主义者的职业分布和社会地位有关，国家主义的主要人物如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等人都有着大学任教经历。其实，教育建国的实质就是，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向国民灌输“精忠报国”观念，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和政治上的自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14)(P9)无论如何，“国家主义教育”这个概念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体现出国家和社会的沟通，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醒狮派以国家统合或涵盖社会改造的意图。
实际上，早期共产党人对于醒狮派国家主义教育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醒狮派宣传国家主义教育之初，其与共产党人的关系还是比较缓和的。尤其是当时醒狮派中不少人士与共产党人还同属于“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中就可以看到醒狮派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以及共产党人李大钊、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毛泽东、周佛海等都赫然在列。(15)(P-)所以开始部分共产党人对醒狮派的批评并不激烈，如恽代英尽管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有着“唯心”的弊病，认为“他们(指国家主义者)要拔救中国民族，不从打倒中国经济上的压迫入手，专门说些提倡教育，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这都是二三十年来经许多人鼓吹而没有功效的话”。可知，恽代英尚持有一定的同情，甚至于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只是惋惜他们“找不到合当而有效力的(救国)途径”。(16)(P9-10)
随着《醒狮》杂志发行量及影响力的增大，醒狮派在五卅运动之后一年多时间里进入“黄金时代”，(17)(P45-46)一度成为声势仅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全国第三大党”，与共产党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和青年学生上形成了竞争态势，革命由一党独导转化为多党竞举。③(P97)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出于抵消醒狮派影响和争取青年群众的考虑，对其国家主义教育提出了更加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国家主义的教育方针“既不站在群众本身利益上着想，又不注意学生的客观需要，全凭主观的嗜好以空空洞洞的国家两字叫学生去盲目的‘爱’，这已经要不得；何况再加上个‘精忠报国’‘慈祥恺悌’之类的话?有人说这个教育方针导线是抄袭帝国主义时代的德皇威廉所定的教育方针，我说威廉的复古反动恐怕不及此”。(13)(P50-51)换言之，国家主义的教育既因其空洞性而脱离群众生活实际，又因其传统性与抄袭帝国主义时代教育方针而具有一定滞后性。据此，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国家主义教育是一种反动的，讴歌东方文化的，狭义的爱国主义，充满忠孝节义的传统思想的教育。”(13)(P50-51)国家主义教育被视为“空洞”和“复古反动”的学说。
共产党人还认为：
建筑在反动空气之下的国家主义教育，其命运必将与吴大帅(即吴佩孚)、孙联帅(即孙传芳)同趋崩溃……我们相信建筑在唯心哲学基础之上的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不会发生积极的效能；但是在这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宣传这些带很浓封建色彩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倒也很配胃口。可以消极的阻碍较进步的思想的发展。(13)(P50-51)
在共产党人看来，国家主义的教育是建筑在“唯心哲学基础之上”带有“很浓封建色彩”的一种阻碍进步思想发展的狭隘教育，具有与北洋军阀同流合污的潜在危险。
另一位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也认同恽代英的看法：“‘国家主义的教育不应当从中国的民族性或东方文化上立说’，我觉得是不错的……同情自爱的教育不足以救国。”他还提出：“不论国家主义也好，国家主义的教育也好，如其不以打破现状为前提，我敢说这种提倡是徒然的。”(18)(P-)在他看来，不以行动和“打破现状”为前提的国家主义的教育注定是徒劳的。
总之，在共产党人看来，没有建立在群众利益和学生客观需要上的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不仅是空洞和狭义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醒狮派的教育救国理论无疑具有很强的“士大夫救国论”色彩，是缺乏行动力和实践性的，“对于政治经济的改造，丝毫说不出办法”的。(16)(P9-10)
除了指出国家主义教育并非有效的救国途径外，萧楚女还提出了所谓的“革命的教育”。萧楚女认为在革命过程之中，唤醒群众革命热情和培养革命领袖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因为革命本身是“一种‘极意识’的事业。倘若没有一种意识的教育——没有一种为革命而培养革命的‘革命精神之教育’，则又如何能行?”“革命产生‘新时代’，而革命的教育则产生革命”，只有具备先进的理论与革命的意识，才能产生革命的行动。(19)(P-)萧楚女进一步解释：
我们虽然站在“改革社会”和“救治中国”的立场上，否定了教育了!然而我们抛却那教育救国之腐论而取径于较直接于的“革命”这条路时，我们却仍不能不有一种所谓“革命的教育”。这是因为“革命”这件事，在一种哲学的意义上，他是一个“创造未来的文化底群众意志之创造”。他需要有若干个勇敢、英毅、明哲、果断的伟大领袖做他底酵母。他更需要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心理做他底被酵发的原料。因此，一个坚固而高伟的信仰，一个旗帜鲜明，壁垒整严，而又有一贯的理论的主义之普遍的伸展与扩大是必要的。不但如此，在革命底对象上，对于我们要去改革他的那个“社会”，不可不有一个彻首彻尾的、系统的而且是纤细不遗的了解。以一种伟大的信仰，垫稳革命底基脚；以一种一贯的逻辑的主义，构成革命底全体系；以其所要改革的那个社会底全体的一切现实的事实，规定革命进行中所应取之方法与其所欲达到之最后的目标。这样，这个革命，才是一个科学的理智的“未来时代之创造”。然而这是一种“极意识”的事业。倘若没有一种意识的教育——没有一种为革命而培养革命的“革命精神之教育”，则又如何能行?(19)(P)
概而言之，所谓“革命的教育”，“便是把一个革命家放在一个继续不断的革命行动中去受他实际所需要的教育”。(19)(P)革命的意识的形成需要在革命的实践中锤炼。显然，萧楚女并不满足于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框架和乌托邦般的设想，而是主张在对革命对象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基础上，以革命的信仰、意识和行动，以细致的方法步骤对“社会”问题加以切实的解决，这才称得上是一种伟大的创造，也是“革命的教育”的题中之义。
为此，萧楚女还把革命的教育摆到了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地位。他认为革命的教育是“一个特别的教育”，中国的革命之所以失败“每是由于革命者底本身没有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以前的中国革命之失败，并不是革命不好，不是中国不宜于革命……只是由于革命的教育之缺乏，所谓革命没有受到他底必要的训练，养成他底必要的意识而已!”(19)(P-)通过对比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国民党改组后取得的成就，萧楚女认为，前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党人既没有一个像“三民、五权主义”一贯逻辑的革命体系，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众需要的不足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如果当时的革命党人作战的组织和纪律性能如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一般，中国革命的成功或许早已到来。(19)(P-)为此，他对教育救国论者呼吁，希望他们越出讲台和黑板，以“社会为学校”，积极行动：
主张教育救国的朋友们!我诚恳地请你们放下你们底什么国文、英算、博物……你们应当快快地把那史地、公民、生物、社会经济、文学等科，混合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人的意义之完备的发展”必修的学科……以动的社会为教材引起青年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创造那创造未来的民众意志，以开辟我们底时代。(19)(P)
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革命的教育”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社会实践性，“以动的社会为教材”，走向民众；二是政治性，主张对民众“施以一种有条理有训练的组织”，即“社会”行动要服务于革命和社会总体改造的目标。相对于醒狮派，共产党人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以革命的理论唤醒中国，而是试图以革命的理论和意识指导革命的行动，以革命的行动改造中国社会，强调用革命的教育和革命精神培养、训练、组织民众。显然，有着明确纲领、有效组织、实践行动的共产党人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要深入得多，且更具行动性。总之，在国家主义的教育背后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观”，而革命的教育背后则是一种“行动的社会观”。
三、以“社会革命”重构“国家”——共产党人的社会观
从双方对于教育的不同论述可知，共产党人对醒狮派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醒狮派所提出的教育救国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唯心”的理论和宣传阶段，甚至与军阀靠得很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讽刺醒狮派为“士大夫救国论”“秀才造反论”，批评他们“离帝国主义、军阀远远地站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为帝国主义、军阀们小骂帮大忙”，甚至于认为“秀才们口里说革命，实际上是帮助反动势力。研究系等秀才是这样，戴季陶派好人政府派，国家主义派秀才，亦是这样的……做一些眼泪鼻涕满纸的劝世文，希望这一班人讲一点仁慈，受一点感化”。(20)(P28-31)恽代英进一步分析余家菊和李璜等醒狮派代表人物有“唯心”的弊病，“他们说到有拔救中国民族，不从打倒经济上的压迫入手，专门说些提倡教育，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这些都是二三十年来许多人鼓吹而没有功效的话”。恽代英据此断言醒狮派找不到有效的救国途径。(16)(P10)
共产党人还对醒狮派忽视工农运动和社会问题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醒狮派忽视农工贫民的力量，不重视下层阶级，不注意发动群众。如《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刊登于年1月2日的一封通信中批评国家主义者“不注意工农阶级之解放”，“否认中国有地主资本家，否认中国有地主资本家压迫农民的事情；同时他们或者忽略或有意地避开眼前的各种政治的争斗，内则国贼不除，外则强权不抗，借着反共产三字争个不休，把怎样救现在的中国反置之度外。我们说国家主义的甚么‘国家主义’，完全是骗人的，他们绝无益于中国的革命，他们反要妨害中国的革命”。(21)(P26-27)萧楚女甚至直接指斥醒狮派：“你们醒狮派除了做几篇空文之外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我是叫你们不要空谈国家，空谈改革，要实地的做出一些事给我们看。”(22)(P20)实际上，醒狮派对于“社会”也是有认识的，如在《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年8月30日)中就提及：“本党同人自当顺国人之期望而负荷之，以尽其救国之天职。至其致力之途径，则仍在于深入社会，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期以全民革命，实现全民政治……本党以建设全民福利国家为责任。”(23)(P)尽管醒狮派揭橥“全民革命”“全民政治”，但其“深入社会，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宣言并未落实为一种群众运动的实践，而是主要停留在理论和宣传阶段。另外，醒狮派这一认识更多的是在大革命结束后的事后经验总结，而非大革命进行中的行动纲领。实际上，醒狮派抽象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与具体的实践性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是相脱节的，因而其“深入社会”的口号也沦为空谈。
与醒狮派不同，共产党人并不主张单纯说几句爱国的话去“唤醒”国人，而认为应在阐述清楚何谓国家、何谓人民、何谓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基础上，将百姓关心的吃饭问题与推翻“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反抗反动政府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唤醒民众政治觉悟，将民众组织起来，推进革命运动的进行。(18)(P-)正如恽代英所言，“中国的国民运动，如是不要工人农人有觉悟、有组织，要使革命成功，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24)(P)恽代英还说道：
我们一方面要使民众觉悟为自身的利益去奋斗，一方面要使民众组织团结起来。我们知道少数人是完不成革命的。以孙中山先生之伟大……他积四十年之经验，最后对我们说要“唤起民众”，这就是说革命不是少数人可能完成的……以前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还没有得到民众的帮助。我们的责任是宣传民众，组织民众。(24)(P)
恽代英在回答《中国青年》读者提出的8个问题时，提到组织、训练和教育民众的极端重要性，“在军阀统治之下，革命志士应当注重组织的策略。‘我们一面可以组织秘密的会社，与全国革命分子相联合，以一致的进行，一面又可以利用种种可以公开的名义，组织一些暂时不采用激烈手段的农工学生团体，以训练和教育各种民众’”，“教育实业不能改造社会。眼前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从事工农的教育和团结，引导他们加入革命党，成为党的主要部分”。(25)(P)
萧楚女也认为，“中国底改造，乃至世界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之改造，若要他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之完满实现的境界，那是非以‘革命’，尤其是非以‘社会革命’的方法，先把一般的经济组织加以彻底的改革，使之恢复那原始的自然的平衡不可”。(19)(P)对此，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持有相同看法，“本团应当指导青年群众，使他们知道中国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与可能，使他们知道为了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有纪律而权力集中的革命组织，这样便可以扩大本团的势力与影响，使成为在C.P.(CommunistParty的缩写)指挥之下的最有力的一支军队”。(13)(P50-51)这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于群众运动的看法。
可见，共产党人在当时已认识到“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后来“密切联系群众”被毛泽东总结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学界相关研究也认为这种对于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和组织训练是北伐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罗志田认为“南方运用‘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党的存在和政治工作”。(26)(P54)
共产党人对社会问题的 在学生运动方面，政治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如年7月20日中共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除东三省、新疆外，内地各省均有代表列席，较往届更为齐整。此次会议中最重要的议决案为“统一学生运动、学生在校及假期中工作、文化运动、拥护国民政府并参加北伐、反对反动学阀等十余项”。(28)(P-)由上可见，除“学生在校及假期中工作”与学生的实际学习、生活有关外，其他几条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被要求服务于党的利益与革命的需求，这与醒狮派的观点和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若考虑学生运动还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这一点在工人运动之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如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即有关于工人运动的内容：“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当应该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29)(P6-8)当论及在工会中成立研究机构时，该决议又特别指出：“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29)(P6-8)该决议被很好地贯彻于工人的组织中。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作者在分析北京群众运动的具体形势之后，提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方向：“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的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30)(P12-14)而在总结前一时期的工作经验时，认为除了与工人保持友好的关系及注意从工人中选拔群众领袖外，还“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30)(P15)显然共产党人非常注重在社会运动中对群众的政治引导，从而推动群众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在实际的宣传中，共产党人并未局限于通过唤醒群众的自觉意识来解决其自身的经济问题，而是试图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瞿秋白在一篇名为《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的文章提到了宣传策略问题：
工厂小报必须首先要能够领导起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必须把这一工厂里的“新闻”，关于每个工人的“事件”，例如扣工钱，罚金，挨打，挨骂……关于工厂的消息，例如减少工钱，增加夜班时间，扣除工房的房钱……总之工厂管理处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正确的迅速的记载到工厂小报上去。不但如此，关于政治的消息，也要简明清楚的叙述，首先要注意的是：工厂小报要提出关于本工厂的切身政治问题……只宣传一些全国的政治问题是不够的，要经过工厂小报，领导群众去注意当地的市政问题(例如上海市政府，租界的西董、华董，纳税会等等)，去注意这一区域的政治问题(例如上海浦东的什么保卫团，什么自来水，什么房捐等等)。(31)(P-)
工厂小报既要善于反映工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又要提出本工厂的切身政治问题以及区域政治问题，“工厂小报要根据党的政策，运用这些具体的事例，去动员群众”，“鼓动群众起来斗争”。(31)(P-)
其实，早在年共产党人已提出通过改造中国较为幼稚的经济组织状况，进而“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并以之为共产党人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18)(P)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发布的一个重要文件中列举了全国各个阶层民生困苦的情况：
一般农民都备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鱼肉和兵匪扰害的苦，无地的农民更苦于租重无以糊口，有地的农民又苦于预征钱粮，勒派公债以及各种名目按亩附加的捐税，以至一方面农民被迫失业，流为兵匪，一方面农业衰败，生产减少，不但农民无以自存，且影响到城乡一般平民，米荒问题日益剧烈。在工业方面，因为外人把持海关……工人所得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还要受中外厂主及职员之任意凌辱打骂，童工尤甚，虽女工亦不免。手工业工人及厂主，均因外资输入，日益失业破产。一般商人因为连年战争不能做买卖，军人扣火车不能运货，各种苛税杂捐不算事，还要强用军用票及滥发纸币，等于没收商人的财产；军阀直接或勾结商会领袖向商人摊派公债，强索报效军饷，强索不遂，甚至于拘捕恐吓，等于土匪绑票。学生则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或家庭无法供给费用，而时有中途辍业的恐慌。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一切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关靠月薪生活的下级职员教员，受欠薪及搭发公债、国库券、公益库券、军用票及纸币跌价的苦，至于不能养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32)(P-)
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后，共产党人并没有停留在对人民困难的简单同情中，而是揭示了中国人民痛苦的来源：“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并给出了解决方案：“团结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为免除这些痛苦向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32)(P-)共产党人试图引导群众认同其所提出的共同的政治纲领并投身到政治行动中来。实际上，这为社会问题提出了一个政治化的解决方案，是“行动的社会”观的一种体现。总之，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运动的时候，不论是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他们时常把群众对于民生疾苦的具体诉求转化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把 在一定意义上，醒狮派对社会问题和组织的重要性也有所认识，然而他们对于共产党人社会运动的激烈批评则显示出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尚不够深入，在实践上也缺乏行动力。余家菊认识到组织对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意义，他指出土耳其能够抵抗强权获得自由的重要秘诀在于：“爱国者先有严密之组织，即是军队式之组织，如土耳其青年党，爱尔兰新芬党是。有此团体再出而联合全国奋斗的各阶级民众，以不断的牺牲，求达独立建国之目的。”(33)(P76)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醒狮派对于组织的强调仅停留于认识阶段，其组织形式非常松散，以醒狮派为骨干先后成立的全国国家主义青年联合会和中国青年党，也并非共产党以及大革命之前的国民党那般有着很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列宁式政党。
在醒狮派主办的《醒狮》杂志及其同盟《孤军》《独立青年》上，多次刊发介绍社会疾苦的文章，从中也可以看出，醒狮派对于中国工人、农民的艰难困苦持一种同情的态度。两相比较，醒狮派与共产党人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没有提出可行的方案并投身社会实践行动，反而对于共产党人投身社会问题解决和群众运动的“政治化”倾向有所警惕和质疑。
对于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的群众运动，醒狮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称之为“操纵群众，把持群众”。醒狮派还对群众运动的参加者提出“忠告”：“参与群众运动者幸用锐利之眼光，而一查其动机之纯洁与否，勿盲目受人之利用而不自知。”(34)(P41-44)显然，相对于共产党人积极投身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醒狮派对于群众运动的态度不免有些疏离和过于审慎。
在段祺瑞政府下令对抗议学生进行镇压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醒狮派借此质疑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们批评：“这次惨案最足以使人惊心动魄的是一般共产党员中不负责任的群众领袖徐谦们，将许多爱国青年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所捧的冯系军阀枪杀了”，他们甚至提出共产党人要为军阀屠杀学生的行动负责。(35)(P)，(34)(P41-44)后来醒师派在国家主义者控制的东南大学机关报《东南论衡》上亦发出类似呼吁，为避免学生惨剧再次发生，在不阻碍学生参与爱国运动的同时，要求在学生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必须符合如下三个条件：“(一)法律上需具有独立的人格；(二)需以公民之名义，避去学生二字；(三)需为纯洁自动，避政党操纵。”(34)(P41-44)
针对这一指责，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刊发署名“子云”的文章进行反驳。他指出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死难的战士，几乎有一半是共产党员，而恽代英、萧楚女、刘仁静等共产党领袖都曾为革命运动多次身犯险境，“这些人都曾入过监狱，受过上海工部局的严拿，重庆军阀的驱逐及北京曹锟政府的通缉”，比“四平八稳”在租界坐着，“没有一个巡捕或警察来侵犯你们的尊严”的醒狮派“高强十倍”。(36)(P40-41)因而，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醒狮派这些在“四平八稳”环境中安享太平的书斋型学者，是没有资格质疑冒着流血牺牲危险的社会行动家的。客观来说，醒狮派将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对于群众运动的镇压归结于共产党人的组织与鼓动，有倒果为因之嫌。值得一提的是，醒狮派对于中共的这些批评与指责，在大革命之后又被国民党政府照搬过来批评共产党。(37)(P-)
为与重政治、轻社会的“旧革命党”相区别，醒狮派自我标榜为比较重视社会运动的“新革命党”。曾琦试图将醒狮派定义为一个重视社会运动和注重自下而上改革的“新革命党”，他认为：“旧革命党重政治而轻社会，其改革为自上而下。新革命党则认为社会运动尤重于政治运动，其活动之方向为自下而上。”(38)(P)后来有学者也指出，中国青年党(醒狮派)主张先从事社会运动，等到多数民众觉悟之后再策动政治革命，这种由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才是最稳固的。(39)(P7)然而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作为相比，醒狮派缺乏一个社会改造的政治性纲领，其主张很大程度上都被涵盖于国家主义之中，只以唤醒国家为目标。正如醒狮派自己所说的那样，“国家主义始终是以国家为前提”。(40)(P45)醒狮派代表人物李璜在论述国家主义的时候，尽管多次提到要注意社会问题，但是其 总体而言，随着民初政治制度的失范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了中心话语从“政治”向“社会”以及方向上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更替，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引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的表现形式也随之产生了细微变化，知识群体不再单纯强调“国性”，而是试图以介入社会的方式重建国家。稍晚些的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主要 正如杨念群所指出的，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左右着‘后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舆论导向”，“如何改造‘社会’已经逐渐成为时代主调，从此变成了各种社会运动必须 醒狮派虽然也自命为一个 实际上，早期共产党人与醒狮派一样，也追求中国的统一、独立以及富国强兵，只不过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要更为深刻，也更具行动性。共产党人不仅仅要唤醒中国、唤醒群众，而且要通过列宁式的政党或阶级概念的灌输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样，共产党人在组织社会运动，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时，往往赋予这些原本以民生疾苦解决为目的运动一种全新的政治意义，这些社会活动的方向往往被要求符合革命党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政治上的需要，从而也更具有实践性，因而可以称之为“行动的社会观”。
注释：
①李义彬.国家主义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活动[J].历史研究，(5)；张圻福.论醒狮派[J].苏州大学学报，(S1)；洪廷彦.“醒狮派”的国家主义[J].史林，(3)；邓才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青年党[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赵德教.国家主义派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革命活动——兼谈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J].史学月刊，(2)；赵德教，黄才华.试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②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袁柏顺.关于中国青年党研究的几点思考[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4)；孙承希.醒狮派之集体意识与道德社会的追求[J].史林，(2)；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康之国.曾琦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实践[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敖光旭.-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J].近代史研究，(2)；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上)[J].社会科学研究，(6)；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下)[J].社会科学研究，(1)；吴洪成.试论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思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杨思信.对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历史考察[J].学术研究，(7)；忻平，陆华东.“制造国民”：年代醒狮派的公民教育思想[J].史学月刊，(11)；郑大华，曾科.醒狮派“国家至上”思想的西学来源——兼论国家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J].浙江学刊，(1)；曾辉.中国青年党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曾科.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J].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③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的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J].历史研究，年(2).
④国家主义青年团.国家主义青年团宣言主张及简约[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⑤代英.敬告从歧路自拔归来的青年[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⑥仁静.评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对时局宣言[C]//.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⑦黎遂.民国风华：我的父亲黎锦晖[M].北京：团结出版社，.
⑧曾琦.醒狮歌[J].醒狮，(1).
⑨洪廷彦.“醒狮派”的国家主义[J].史林，(3).
⑩分别是余家菊的《教育建国论发微》，吴俊升的《国家主义教育之进展及其评论》，李璜的《再谈国家主义的教育》，陈启天的《中国教育宗旨问题》《国家主义与教育》《国家教育政策发端》《国家主义与国民教育的改造》。参见余家菊，李璜.国家主义论文集[C].上海：中华书局，.
(11)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12)余家菊.教育建国论发微[C]//.吕希晨，于铁柱.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2辑).长春：吉林大学哲学系，.
(13)砍石.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14)曾琦.编醒狮周报讫感赋一绝[J].醒狮，(1).
(15)参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C]//.张允侯.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
(16)代英.评醒狮派[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17)李义彬.国家主义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活动[J].历史研究，(5)
(18)张闻天.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萧楚女.萧楚女文存[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代英.秀才造反论[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21)何挺颖，恽代英，萧楚女.对于青年指导者的悲观(通信)[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22)萧楚女.谁叫醒狮派去学李汉俊?[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23)中国青年党.中国青年党公开党名宣言[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24)恽代英.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C]//.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25)李良明.恽代英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6)罗志田.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J].开放时代，(9).
(27)天裳.“中青”之诞生与少年中国学会(-年)[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28)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学生运动决议案[C]//.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29)中共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C]//.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30)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C]//.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31)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32)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C]//.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33)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M].上海：新国家杂志社，.
(34)求实.近来颇有些妄言家[C]//.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国家主义批判(第一集·第12册).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
(35)陈启天.为北京惨案再告全国教职员[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36)子云.答“醒狮”[C]//.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37)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C]//.高军，李慎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8)曾琦.新革命党之精神及其党员应有之修养[C]//.陈正茂.曾琦先生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39)天裳.“中青”之诞生与少年中国学会[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40)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41)李璜.释国家主义[C]//.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
(4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3)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44)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实验主义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