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分享马勇通过开放政权地方自治，

从救亡到建国：

-年中国政治演进

嘉宾：马勇

今年是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从国家的计划安排看，今年会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对于抗战研究也一定会有相当的推动，这方面的成果一定很多，我们不准备在这方面多说，我想从毛泽东为什么感谢日本人说起。

“二十一条”终结了中日蜜月

毛泽东感谢日本人是历史事实，也是毛泽东正视历史，最真实的表达自己走过的路。就像一位资深研究者所说，感谢就是感谢，感谢不存在其他什么语境，什么意思。快一个世纪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些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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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到当时语境讲，毛泽东有他的逻辑和道理。因为从历史大势看，年发生“九一八”并不是什么突然事件，而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化，整个国际格局以及整个东亚变化的结果。当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日本出兵攻下沈阳，占领了东三省。其实整个事情很复杂，表现出了当时中日关系的纠结，到现在为止很多中日问题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发展存在不对等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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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么多年的研究来看，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是后发展国家。在过去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很长时间是领先于世界。日本在过去漫长的一千多年当中，也都是跟随着中国，和中国有密切的交往，是中国文明的好学生，在一千多年当中日本对中国的文明很向往。唐朝就有遣唐使，一直以来日本都在追逐中国，从来没有想到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比中国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在16世纪之前，不止是东亚人，也包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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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中说到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到最后就像美国现在这样，不会再发生像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革命。美国当然会遇到困难、问题，但很难想象在美国社会内产生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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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人类社会发展，我们往前追溯三百年到四百年的时候，西方人刚刚看到中国文明，人类社会发展到明朝，他们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的顶点，我们现在回看明朝却觉得不好，可是当时西方甚至是世界都觉得明朝好。这在早期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书信、游记中有大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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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工业革命发生。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类从原来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所纠结的问题就是没能从农业国真正转型成工业国。这也是近代东亚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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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这两个国家，日本学习西方比中国要早，我们从年才开始学西方，一方面偷偷学，一方面告诉大家我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会全部学，和今天一样。明白的政治家知道我们应该转型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应该好好学西方，但因为多年来给人民的教育就是中国伟大，中国好，所以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体西用”的逻辑发展，一脉相承，大意就是我们只学西方好的，只学他们的器物、用，简单说就是坚船利炮，而不是制度，不是体。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有走出这个困境。但是日本在年代就大致解决了中国问题。当然，日本没有悠久的文明传统需要坚持，他们经过与西方打交道，经过漫长的磨合，发现一个貌似强大的中国，竟然在英国轻轻一击下轰然倒塌。这给日本的冲击非常大。使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将因西方因素发生巨大改变，一个全新时代将要开始。年代，日本开始和美国打交道，逐步打开国门，由原来向中国学习变成和中国一样向西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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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十年，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发展。中国从纯粹的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迈进。近代工业，中国从零起步，几十年的时间，就建构了一个重工业的基础，像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招商局等一系列近代化设施平地而起，应该说进步不小，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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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情形稍有不同，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更注意体制的变革，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的近代化，而是在模仿的同时，注意价值理念、体制架构的接近、一致，最极端的表达，就是“脱亚入欧”，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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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两国道路都有可取之处，假如不发生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未尝不会在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上，向现代国家转型。当然，历史无法假设。甲午战争不期而至，更悲催的是，中国被打败。作为战败国，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年签订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因为在马关签署，因而又称为《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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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使中国付出巨大代价，但这个条约的签署，将战争责任、损失、善后写得清清楚楚，大致上可以将历史那一页翻过去。中日两国不再陷入无休止的口水战，而是开始新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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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之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战后，中国立即陷入内战。中日之间关于战争责任、损失、善后，也没有像甲午战后那样有个妥善的解决。当然，也不能说绝对的没有。《旧金山和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因为内战，政权更迭。新政权只继承了战胜国的地位，不愿接受旧政权的善后安排。这是中日之间现在最大的历史难题。

年以后中日两国从原来的敌对国家走向友好。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友好到什么程度？我说友好到中日想合并成一个国家，你们肯定不相信，年我们的光绪皇帝就对驻日公使黄遵宪下达指令：你这次去日本最大的任务就是能不能给日本谈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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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邦”，当然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合并成一个国家，大约有点像现在欧盟的意思，或者类似于现在的“自贸区”。总之，那时的中国在失败之后，确实愿意从学西方转为学东方，以为日本已经将西方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制式化”，中国通过日本学西方更便捷。中日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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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蜜月期持续了二十年。直至年“二十一条”问题出现。

从年到年，二十年间中国很多都依赖日本的帮忙和支持。年的变法，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方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日本公使馆提供帮助的。年新政，新学堂开始建设，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这个体制也是模仿日本，甚至在日本帮助下实现的。那时候，在中国的日本人也非常多，中国的许多领域，都有日本的教练、教官，帮助中国变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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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年开始出了问题。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出兵占领山东。占领山东的目的是帮助他的盟友英国打德国，德国当时租借了山东。中国跟德国有一个约定，租了99年。战争一爆发日本要帮英国把德国赶走，这种状态下德国从山东撤退，山东就落入了日本人手里，中日签订的21条总共是5号文件，第一号文件就是处理山东问题，中国要把租给德国人的权利转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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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后面几条就比较霸道了，要作中国改革的领导。规定中国警察、军械所，医院等，都要请日本人做顾问。袁世凯当时是中国的总统，这一点袁世凯处理不好，袁世凯年之后主要的外交就是和日本人打交道。他跟日本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知道怎么和日本人就利益做谈判，但却没有处理好，这给后面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中日冲突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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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是秘密谈判，不给西方国家知道，当然也不会透漏给中国社会。给中国媒体一讲西方当然就知道了，日本人希望是一个秘密的谈判。日本的意思就是哪里不同意你就提出来，特别是关于第五号文件中警察的训练、医院的管理等，都有可讨论的空间。中国也有完全不予讨论的权力。袁世凯处理不妥是因为，他把外交谈判信息有意识透漏出去，期待以社会的非政府压力帮助中国谈判。袁世凯的心意是好的，但其效果却不尽然。就像两年前钓鱼岛事件突然就有二十几个城市游行砸汽车，年的情形很相似，政府有意识把谈判消息透露出去，老百姓就不乐意了，于是全国迅速弥漫反日情绪。

经过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这个问题也不了了之，巴黎和会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年到年间，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不仅讨厌日本还讨厌美国。因为在年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几条申明，讲所有的问题都要在会上解决，所有的秘密外交都要向人民坦诚讲。原来美国给中国人的期待非常高，结果巴黎和会上美国并没有做到，所以中国人迅速开始反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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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五四运动爆发，口号是“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还是纠结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看到，关于山东问题中日一直都在谈判。年中日之间就二十一条达成妥协，并签订了一个《民四条约》。这个条约将“二十一条”的内容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接受的撤销。但是，民族主义一旦激活，就不那么容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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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交涉全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并没有抛弃自己的责任。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世界民主的中心，更不相信美国是世界民主的领导者。美国并没有这个担当。这和共产主义不一样，共产主义一开始真的想把全世界改造成红色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个想法，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自由的贸易，自由贸易原则是美国的立国原则。在这种状态下美国政府思考的是怎样维护远东的军事均衡、维护远东的贸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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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和会没有解决的问题美国并没有放弃。年美国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之后达成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公约强调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性，给予中国完全无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的政府，强调各国不得利用中国的状况，乘机谋取特别权益。公约敦促中国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特定区域设立势力范围。这些规定大致满足了中国年以来的期待，山东主权的回归已不存在法律上的困难。日本也是《九国公约》的签约国，这就意味着中日两国可以和平解决山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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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朝野各界渐信通过谈判可以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与相关各国进行修约谈判。就是根据现在的发展，检讨过去几十年签订的双边协议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合理的坚持，不合理的修改。现在学术界对中国修约谈判研究很多，足以证明修约是现代国家构成的一个重要行动，也是一种文明的举措。

革命外交及其问题

进入近代的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内部外部纠结在一起，就在中国开始修约谈判不久，中国内部发生国民革命。主导修约谈判的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是当时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政府。南方因国民革命兴起而成立的新政府，由孙中山主导，拥有军队，企图以武力推翻民国元年以来主导中国政治的北京政府。也就在推翻北京政府的革命过程中，中国的修约外交渐渐被革命外交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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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体系鼓励各国通过谈判解决纷争。在华盛顿体系下，国际上几个主要国家压制住了日本，让日本不要这么跋扈，不要企图将中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当时十月革命后苏联崛起，关于俄国很多问题都在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总体来讲，尽管中国对《九国公约》不是很满意，但它给中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就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调整与各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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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北伐过程中，南方革命新政府的姿态就不一样，特别是年打到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民族主义情结越来越严重，并慢慢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具化为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压榨。帝国主义、外国资本等理论，有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这些理论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遂使中国在年代中期兴起一股今天很不可思议的民族主义狂潮。

其实，回望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不外乎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转型为工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就离不开外国资本，离不开外国技术，就必须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赚他们可以赚的那些钱。就像今天我们中国资本有了初步力量后也向非洲，甚至欧美发展一样。这块地盘由我们来开发，基础设施由我们来投资，这就是近代资本的一个路径，也是马克思早就看到的资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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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于西欧。但由于西欧地盘小，人口少，因此大约十八世纪开始，世界资本渐渐外溢，并渐渐向亚太即环太平洋区域转移。作为纯粹的农业国，中国有接纳资本的足够空间，但在很长时间，中国人并不明白资本、工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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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但那是的中国，一方面对西方，对资本主义不了解，另一方面毕竟处在盛世（尽管这个盛世并不那么真实），因而乾隆大帝坦率拒绝了西方的要求，我的地盘我做主，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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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和中国建立近代意义的外交关系，而不是中国人习惯的宗藩关系。乾隆皇帝是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脑海里只有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内政决不许别人染指，主权高于一切，高于发展。于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以失败而终结，英国人、英国资本、商品都没有办法进入中国，中国错过了一个发展机遇，亚太也丧失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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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后，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出访中国，目的一样。此时为嘉庆皇帝主政，依然予以拒绝。这种拒绝直到《南京条约》签订，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当时对大清来说，香港在哪、有多大心里也不是很清楚。但总归是割让，所以也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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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是从游牧族群到农业族群转型过来的。满洲人对土地的酷爱，要开疆拓土的心情，一点都不弱于汉人。如果不是清朝，我们中国在哪，没有清朝的中国就是明朝那么大，朱元璋我们现在说他很伟大，其实他是最封闭的一个人物。他把蒙古人赶到漠北去，并修筑长城划界隔绝。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差不多都是明代修理过的，意思是说，这个地界是我的，长城以北你可以在那活动，往南就不允许过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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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明朝的保守，我们再看蒙古人、满洲人进来以后开疆拓土，如果没有满洲人的清朝，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新疆、西藏。新疆，顾名思义就是新开辟的疆土，我们今天还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其实没有什么自古以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变化。中国人的轨迹在很早可能到过那里，比如张骞、班超，但那儿的历史并不都从属于中国。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清朝人对土地的酷爱是空前的，因此南京条约之后满洲人慢慢醒悟过来，觉着自己祖上一直都是开疆拓土的，怎么现在英国人要就给了他呢？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从年之后，清政府找不到一种和外面合作的方式。清政府在年开始大规模和西方合作，大量投资建厂但却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弄，直到年一件特殊的事情，德国觉得我跟你贸易额那么大，你得给我一块地。当时中国政府答应了但是一直拖着不给办，《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有个三国干涉还辽，就是德国、俄国、法国三国干涉还辽。我帮你把辽东半岛从日本手上要回来，总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上次答应给我的一块地。这边我帮你要回来了地，说好的地你也要给我，中国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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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三国干涉还辽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妥协，这个妥协等到95年谈判，97年仍然没有兑现，因为政府仍然面对民间压力，不能这么把土地给了外国。后来，据说某种特殊机会，德国人清楚与中国办外交必须先斩后奏的道理，遂利用曹州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突然出兵占领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这样，中国不得不与德国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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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之初，中国要求德国先撤军，答应赔偿那两个传教士的全部损失。德国人根本不理睬，于是就在胶州湾安营扎寨住了下来。拖了两三个月，直到年春谈判有了一个新思路。德国人觉得，如果你不愿意割让，那可以租给我，我每年上缴租金。清政府突然醒悟，怎么以前没想到这个点子。就像后来改革开放，怎么没想到以土地作股本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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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结果应该是德国每年向中国支付租金，德国外交官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清政府此时认为，既然租给你九十九年，九十九年由德国在这里建厂投资，九十九年后走人，东西还在。九十九年后可以续租，谈得妥，就继续租，谈不妥走人。在这个状态下，中国政府觉得很合算，就连租金都不打算要了，觉得那样太小家子气。于是就这样，在年中德签订了关于胶州湾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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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约签订后，中国人确实是赚了，胶州湾这片土地得以开发。所谓胶州湾，也就是后来的青岛。德国在这里仅仅开发了十几年，就奠定了青岛后来的基础与风格。

胶州湾谈判示范迅速扩散，法国和中国仿胶州湾谈判迅速达成租借广州湾协定。广州湾就是后来的湛江港，以湛江港为中心的广州湾就租给了法国。俄国人也迅速跟总理衙门达成协定，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中日双方似乎有个默契，台湾对面的福建，并没有租给别人，似乎期待海峡两岸连成一片。英国没有帮助干涉还辽，但英国人也坐不住了，觉得也要租一块，于是英国就租了当时日本人占的威海。这样，在中国的北部沿海就产生了一个均衡。旅顺、大连是俄国租借，对面威海是英国租借，这保持了一个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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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个故事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共赢的方略。这个共赢的发展方略符合我刚才讲的国际资本在十九世纪中期向亚太聚集。这就导致了后面年民族主义革命。民族革命者认为这一系列的租借，侵犯了中国主权，因而他们认为，之前签订的这些协议通通都不算，我们全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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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租借地收回前后的格局，令人感慨。按照当时的情形，中国南部沿海到北部沿海的开发格局是，以广州湾为中心，一直往西到广西、云南，全部由法国投资主导开发，铁路基础设施是法国的。往东走，福建沿海一带是日本的。再往北，浙江舟山群岛是英国的。到山东半岛主要就是德国，再过去就是俄国。这段历史如果不是在民族主义革命之后被强制收回，那么从南至北这个沿海都类似于今天的香港，其经济辐射、人口转移，可以拿香港的情形进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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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从到年就获得极大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渗透已经到了济南以西，胶济铁路就是德国人此时开始修筑的。对于近代史来说，铁路修到哪，文明就到哪，铁路是完全和近代文明绑在一起。铁路修好后，以火车站为中心这就建成了一座城市。我们近代很多著名城市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典型就是石家庄，从一个小村庄变成省会，就是因为铁路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得西方资本在清朝晚期，对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造，有多大的影响力。

到了二十年代，革命外交开始，于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走到哪就把外国人赶出去，把外国人控制的地方收回来，一点道理也不讲。那时国民革命的理论家，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革命外交就是“流氓外交”，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外国在中国的租借地、租界，大部分就在国民革命过程中这样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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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两次革命给后续中国以极大影响，把自然生长的经济结构几乎完全破坏了。年代的国民革命收回了青岛、武汉的租界。租界、租借地这种现象是近代中国发展中很特别的一个现象，那时只要稍微有点规模的地方都有外国人的租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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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可注意的现象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有租借地、租界，中国在别的国家也有，比如朝鲜、日本，就有大清国的租借地、租界。因此，历史主义看待这些问题，并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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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租借地带给中国的并不都是罪恶，近代中国的进步，很大一部分来自租界、租借地的启示。还有，那时许多反政府的力量，也不必像今天的异议者，要么进监狱，要么流亡，许多人跑到了租界，或者干脆就住在租界。这些人，用今天的眼光看，又都属于进步的力量，比如章太炎、鲁迅。

国民革命收回租界、租借地，说起来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也给后来留下了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西方资本对中国的信任，资本流出，世界资本不再像年之后那样重视中国，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这种情形自然引起近邻日本的重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中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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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革命外交，引起了日本的警觉。当国民革命继续进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周期性动荡，由于日本很早就建构了西方式的经济架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日本的焦虑显而易见，当然也就会不择手段其保卫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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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日本在十九世纪晚期就提出过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概念。所谓主权线，当然是指日本的本土，直接利益；所谓利益线，就是日本利益的延伸。换言之，即日本的经济利益到哪儿，哪儿就与它的利益相关。比如说，我们在利比亚有投资，利比亚就属于我们的利益线，利比亚的动荡一旦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有权利干涉，有权力去保护我们的侨民，保护我们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简单地派飞机将我们的人接回来。把人接回来，投资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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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观念，日本对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格外敏感，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身怀恐惧。日本的意思是，你不能在这乱来，这里有我的投资，你中国要是在这用暴力要考虑到我的利益。恰好这时中国革命外交一方面在北伐的过程当中没收外国资产，把之前外国通过谈判得到的某些权利给没收了，于是这就引起了日本的恐慌，日本担心自己的利益陷入同样的命运。

当时引起日本恐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东路事件。中东路是俄国人根据年《中俄密约》规定，开始投资修筑的，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此为中东铁路主线，东西走向，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年，中俄又达成《旅大租地条约》，接着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南北走向。中东路主线、支线合计两千百多公里，纵横贯穿东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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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根据年《朴茨茅斯条约》，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即中东铁路南北走向的支线割让给日本，并改名为南满铁路。原中东铁路东西走向的主线及哈尔滨至长春南北走向的部分支线仍归国，总称为中东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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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影响下，试图武力收回中东铁路。年7月至12月。苏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大小战斗数十次，东北军伤亡两千多人，被俘七千多人；苏军死亡一百多人。12月20日，东北军不敌，张学良的代表与苏军签署《伯力协定》，接受苏方提出的方案，东北军完败，且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黑瞎子岛。

九一八带给中国的后果

中东路事件不仅惹恼了俄国，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日本的高度警惕。所以我们说事件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它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外交这么走下去，外国人在中国原有的资本都要作废。作废后便没办法维持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对外国资本的吸纳。这是对中国说，对外国资本来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面对革命外交毫无办法，不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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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个我想插入一个知识，近代广东有一个思想家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提出一个观点叫做“重商主义”。对于这个观念我们始终没理解他的原意，我们很多人解读“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人的地位，给予他们政治地位，就像我们现在给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工商联委员等。其实，“重商主义”的本意是政府是否有在商人利益受损后敢于去发动战争，通过战争去维护商人利益的勇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英国议会当年为什么要向清政府宣战，维护英国商人，甚至鸦片商人的理由中去体会。这些文献，多年前曾译成中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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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和苏联在东北亚大致处于对立状态，但当苏联利益在中东路事件中受到影响，日本人马上引起了警惕。因为南满铁路此时属于日本，不管日本是怎样获得的，权利就是权利。于是日本人开始恐慌，加强了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日本在南满铁路与东北军发生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其次还有一个因素值得分析，即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完成北伐及全国象征性统一之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冲突渐渐呈现出来。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失势的汪精卫联合具有反蒋倾向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向蒋介石挑战，于是爆发了这场规模宏大的“蒋冯阎战争”。由于战争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因而又被称为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持续了好几个月，卷入军队百万人。这个大战本来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次整合，但确实牵扯中国社会及中原地区好几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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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这时一直控制着东北，结果交战双方都想拉张学良为盟友。阎锡山、冯玉祥都任命张学良为海陆副总司令；后来蒋介石也任命张学良为海陆空副总司令；对双方的拉拢，张学良都没有拒绝，他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情，率十万大军从东北入关观战。当张学良看到双方厮杀差不多大势明了的时候，发了一个通电劝说阎锡山、冯玉祥息兵，表明支持蒋介石，原本大致平衡的大战双方立即失衡，阎锡山、冯玉祥等只能俯首称臣，听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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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蹊跷的是，张学良率大军入关在年9月18日。这一天他的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关内。当时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还不在中原，而在江西，在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在阎锡山、冯玉祥认输之后并没有在中原逗留，而是迅即南返，把余下的事情统统交由张学良来处理，张学良成了中华民国的二把手，一下就控制了东北、华北。这么一来，张学良的力量就完全牵扯到关内来了，因此在年的上半年，他的十万大军根本就没有想到挥师回营。这应该是张学良在九一八发生后不敢抵抗的一个原因。

张学良率部入关一周年（年9月18日），日本突然出兵在沈阳发动战争，张学良因为军队主力都在关内，没有放弃了抵抗。张学良当时、后来，不断讲述自己不抵抗的想法，并强调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来自蒋介石的指示。这是对的。他的理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东北军不能与日军对打。如果打了，结局一定是失败。失败，就得跟日本签字；签字就得割让；割让就有了法律依据，就很难要回来。所以他说他宁愿背一个骂名，宁愿历史写上他是个不抵抗将军，也不愿在割让东北的协议上签字。不签字，就有机会光复，有机会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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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不理解张学良，还骂他不抵抗的话，那就太苛求了。张学良这么做也是学习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年谈判马关条约的时候，到最后都哀求伊藤博文不要将台湾写到条约里面去，强调日军可以凭借力量对台湾予以事实上的占领，他李鸿章和清政府可以屈辱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白，写到条约里就是割让，没写到条约里面就是占领，你占领可以，等到我有力量时便可以光复。但是李鸿章没有想到五十年以后历史也有一个这样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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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九一八发生前几个月就预感到了东北会被日本人占领，但当时就是东北军全部调回去也是一打必败的。败必签字，签字必割让，这就是张学良不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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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牵扯一个问题，蒋介石不抵抗的理由是什么？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不是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蒋介石在济南事变时，也就是年北伐进军打到济南时，蒋介石通过这个事变，思想发生极大变化，从此确认中日迟早有一次大战。这也是他此后每遇济南惨案纪念日必在日记书写复仇、雪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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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仇、雪耻，蒋介石当然知道应该怎样准备，知道“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这个即便放在今天，当我们真想要为钓鱼岛和日本、美国开战，也必须把内部搞定，不然你一开战，马上抄后路的就来了。历史上十月革命也好，辛亥革命革命也好，历代的革命，都有一拨人等着抄后路，你对外打，我就等着对内打。所以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后一直强调“攘外必先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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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安内的困难在哪里？这不在于国民党的内部整合，也不在于东三省的统一，主要还是在于共产党。

七八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很公平地讲，共产党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这几天我在读毛泽东三十年代的讲话文稿，从中可以看到，共产党也真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导人也好，解读者也好，其实不知道当时的背景，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所以牵强附会讲毛泽东是抗日战争的领袖。毛泽东在那些年里其实讲的很明白，他根本不要去领导这个战争，他就要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走出中国革命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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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历史上看，年代，中国转向共产革命有他的逻辑、必然性。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革命有三个关键的时间点：第一是一次世界大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来看，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的人也都认为资本主义不行了。其中包括严复、梁启超、张东荪这一拨人。严复在那时有许多言论讨论一战的残酷及西方模式的不可持续；梁启超等人在年到欧洲转了一圈也意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不行。他们觉得资本主义发展只是制造出更加锋利更加可怕的杀人武器。一战前，即便发生再大规模的战争也不过死几十万人，但一战却死了几千万人。所以严复感叹四年战争为亘古未有之血战，资本主义三百年进化，只剩下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一反素来立场，反对将科学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主张重新认识东方文化价值，以为西方一百年的物质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多，然而人们不仅没有从中得到幸福，反而带来了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来科学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怀疑先前几十年学西方的意义，开始寻找新的路径。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胡适、徐志摩、贺麟、冯友兰等到苏联看了一眼后，都觉得中国应该走苏联的路。毕竟在世界资本主义萎靡不振时，苏联经济一枝独秀。所以我们讲中国走向共产革命，自有他的逻辑。这是第二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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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间点是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可能都低估它给人类造成的影响。这种危机也导致了日本后来政策越来越趋于保守。中国开始号召和鼓吹资本主义有问题，社会主义可能是中国的方向，但都未真正转化为实际运用。到了年成立了共产党，仍然不带有实际运用，最多也就是设立了读书会。到了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一下把中国经济推向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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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走向一种暴力革命。这就是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的觉醒，共产党决心拿起枪杆子暴力革命。我们现在读毛泽东、瞿秋白的文献，他们都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不仅在全球范围衰弱，在中国也没有希望。从这一点，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年拿起枪杆子建立根据地。这种状态下的思路就和蒋介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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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北伐中认为，中日必有一战，而为了这一战，必须排除干扰。在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认为对他战略规划的最大干扰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成为他的一个心腹之患。他想要和日本作战，就必须先摆平共产党。从年国共分裂之后，蒋介石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一方面和日本、苏联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甚至和美国也发生问题；另外内部还要应付共产党，还有中原大战，当时国民党集中重兵不断围剿共产党，但多次围剿后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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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九一八导致了一些结果。一方面张学良不敢抵抗，蒋介石不敢抵抗，东三省开始沦陷，日本人亟待需要解决满洲特殊化问题。而沦陷之后又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下子将短暂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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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之后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我们现在的体制，很多人认为是年建立的，或者可以追溯到延安。实际上，现在的体制源头在中华苏维埃，这可以从基本制度、组织架构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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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苏维埃成立不久，第二年，满洲国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出现当然和日本利益平衡有关，但也和我们内部有关。因为清帝退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妥协，就是把一个王朝移植到一个大院里边。民国和清朝也在一段时间内相处的温馨美好，民国仍然把清朝当做一个上国奉养，民国有个什么事情，清国也发来一个祝贺，但这种状态仅仅维持到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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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了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的重大事件。冯玉祥的理由是溥仪违背约定参与了几年前张勋复辟，而他冯玉祥为了兑现革命领袖的遗志，完成“驱逐鞑虏”的使命，将废帝溥仪赶出宫。

溥仪出宫是当时一个重大事件，也给中国政治演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日本一直期待满蒙特殊化，期待在满蒙有一个比较有力量的地方政权，以保障他们过去几十年在那里的特殊利益。过去一段时间，日本寄希望于张学良父子。在张学良父子政治立场变化后，日本人也在寻找新的政治合作者。这是从大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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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溥仪的观点看，冯玉祥赶他出宫是民族革命，驱逐鞑虏。那么他在日本人支持下在满洲人的老家重建满洲国，就是复国，就是满洲人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当大中国民族主义鼎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中国内部的小民族主义。满洲人的理念是，冯玉祥把我们赶走了，我们当然要复国。这是满洲人内心的一个想法，所以这样在年，成立了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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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种格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一下就处于一种分裂状态。我们当然也知道满洲国的力量，包括他的警察、军队、国防都是日本支持的，而且还有一个日满协议。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从救亡到建国，如果不是发生九一八这种大的裂变，不是发生满洲国的成立，中华苏维埃的成立，一下就把国家肢解掉，中国确实也找不到往下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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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一出现，紧跟着导致一个结果，大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升级。我们知道民族主义从年袁世凯释放出来后就一直起伏不定，但直到九一八发生，满洲国成立，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政治是最需要民族主义的。你看国民政府，看蒋介石处理，一方面他觉得这些民族主义目标是对着政府，骂政府不抵抗，但是他心里面又窃喜，毕竟一个危机把人民都给忽悠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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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看《松花江上》那首歌的歌词多悲伤，似乎国家都处在一种灭顶之灾的状态下，但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其实很期待这种悲伤的情结。这不是我研究出来的，而是很多专家研究出来的结果。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想要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来解决问题，因此他当时恨不得在民族主义激活后立马就开战，立马就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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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东北军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此时被激活。东北沦陷了，军队进关了，但毕竟大量家属还留在东北，妻离子散。这个压力也很大。此时，民族主义悲情特别有用，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终于在九一八之后有了新的机会，有了新的认识。如何尽快摆平内部，如何让国家更有力量，不仅蒋介石想，各党派也在想，甚至外国人也替中国想。

抗战必须建国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的民族危机，也是中国民族国家再造的契机。面对危机，当时有两个重要思潮，一个是理性主义不断劝导蒋介石，现在不能打，一打必亡。第二个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集结了一大批中国有名望的知识人，也提出不要盲目应战，要看到国家实际情况，同时也要积极整军备战。所以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更加正儿八经训练军队，整编军队，并思考中国未来教育，考虑在战争爆发前将教育重心向内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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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民族主义崛起，中国政治在很多方面都在变，甚至包括国共两党的的关系，也因为民族危机加剧而渐渐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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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还有一个重要国际因素。共产国际的看法在变，斯大林的看法也在变，他们开始发现日本对他们产生了威胁，日本占领了东北之后，其矛头所指固然有华北，但西伯利亚、苏联核心区域未必不会被日本染指。因此，我们看到斯大林开始有意识推动中国内部和解，推动中国走向战争，全面抵抗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希望通过中日之战削弱日本，从而减轻日本通过东北地区对苏联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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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有效的。年，中国工农红军还在艰难应对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发出了一份宣言，呼吁抗日救亡，呼吁国共两党放弃内战，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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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推动，中共政策的改变，全民抵抗的情绪在酝酿，同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呼吁各党派联合起来。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场运动是中共在幕后推动和领导的，这对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国共两党化敌为友，重新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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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情绪也极大且深刻影响了张学良、东北军。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逼蒋抗日，不惜以兵谏的方式扣押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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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被扣押固然为耻辱，但蒋介石想不到的是，他的威望、重要性，却通过这个事件凸显。蒋介石被抓，全国哗然，全世界哗然，共产国际、斯大林看到了蒋介石的价值，中共领袖也在各种因素促使下，认同蒋介石最高领袖的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国际、斯大林是重要推手，中共、周恩来为具体执行者。投桃报李。蒋介石并没有忘记这些细节，因而不仅承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领导抗日，而且很长时间确实这样想这样做。国共两党的心结慢慢解开。这是全面抗战得以发生的内部条件，也是蒋介石一直期待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内”。当然，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这也注定了蒋介石后来兵败大陆，退守台湾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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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关系和解意义重大，确实实现了各党派“逼蒋抗日”的理想。蒋介石成为各党派公认的最高领袖，也对全国和解、走向全民族的抵抗准备了条件。转过年，年春，国共两党代表有密集接触，其中有两次重要谈判。3月，两党代表在杭州达成重新合作的共识，共产党同意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鉴于共产党两年来的举措，仁慈同意改变后的国民革命军为八路军，并同意这支军队接受中共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在中华民国领土上设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特别行政区，并且有一个由中共指挥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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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强调，中共这样要求这样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落实。而张君劢则不承认这一点，他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挑明这一点，并预言这样做的后果相当严重。历史证明了张君劢的远见。后来的国共合作出现一个大问题，抗战时期的国共摩擦不仅抵消了抗战力量，而且让世界看笑话，甚至至今成为两党纷争的口实。这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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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方案，这就奠定了年中国走向抗日战争的一个根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后国共互动、妥协，蒋介石不会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宣布全面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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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中共。通读毛泽东那时的文稿、演讲，我觉得，毛泽东的战略真有其高明之处。毛泽东在和年间，被人指责共产党不真心抵抗，当时毛泽东就讲：我就这么点东西，上来就跟你打完了，那后面我还有什么可玩的呢？我们现在的人指责他七分保留实力，两份抗战，一分趁着机会打国民党。实事求是说，这在战争中太正常。国家真正的抵抗应该是放长线的抵抗，要等待国际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抗战最后结局也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格局如果不变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就是清王朝再现。

日本人在七七事变后不仅进占了北平，北平也迅速成立了所谓自治组织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如果分析临时政府结构，主要就是两拨人，一拨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以为日本保留了东方文化，赞同东亚共荣，甚至认同日本是东方文明的正宗；另外一拨则是所谓“北洋余孽”，即国民党推翻的北洋旧政府的人。战争在爆发之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所谓长期战争，所谓持久战，都要求中国必须保有能够持久战、长期战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毛泽东在战争之初的战略战术，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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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综复杂形势中，一个最大改变，完全超出了蒋介石原来估计。我们今天赞美蒋介石，特别是蒋经国，是因为他们父子最终让台湾走向民主。这是我们现在解读的，但是我们回望抗战初年，国民党走向全面抵抗，期待赢得战争，赢得民族独立，但也可以说，蒋介石并没有想到民主，想到宪政。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除了要求全民族起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实际上蕴含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开放政权，实行改革，落实宪政。我们去读陈独秀那时的思考，去看陈独秀案件的文书；去阅读救国会七君子资料，就发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同时，潜伏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民主主义才是推动抗战全面爆发的真实力量。这是远远超出蒋介石估计的。一方面我支持你，成为领袖抗战，另外一方面你必须开放政权，走向宪政。由此我们看到，年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召开后，便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强化党的领导，只允许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把国民党原来还有点民主气息的决策体制给废掉，改成总裁制，中央权力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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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之后，中国政治不得不向民主的方向走。国民党在这次会议上同意设立国民参政会。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现在的研究很多，国民参政会实际上从国民党一党独裁中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国民参政会就是中国战时议会。这个机构的设置，对后来几年的影响至关重要。国民党把各党各派一下容纳到议会里面来，包括共产党，这就代表了当时一种民主的力量，民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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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抗战建国纲领同意开放政权、地方自治。这是中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现代化转型一定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厘清中央与地方各自权力的边界。抗战建国纲领在这方面有重大进步，后来在各种力量推动下，尽管处在战争状态，但中国许多地方的自治依然由巨大进展。不论国统区，还是抗日民主根据地。

通过开放政权、地方自治，将中国从困境中拉出来，这样才把国家引领到一个全新的路径上。无论后面中国历史怎么发展变化，我仍然觉得，是因为国家从四分五裂走向了团结，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从救亡到建国”必须记住的一点。谢谢各位。

//读者问答//

Q:

老师今天的这个讲演非常精彩，我很受教育。尤其是后半部分，但前半部分老师提到的一点跟我平常所体会的有些异议，就是外国人到中国之后产生的利弊，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也存在国家主权、辖制治权的问题，所以我就还想听听老师对此怎么看？第二个是您怎么看待“贸易自由原则”？

A: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近代以来，内地的租借地给外部的人的感觉其实是，只要靠近租借地的都向往，而真正能够在租界里面住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一般老百姓很难进去，虽然这里没有围墙，但是他的治外法权是受到外国人管理的。我觉得，租界对中国司法进步很重要，我们国家司法改革在年，最重要原因就是租界的文明司法体制，让中国最高层改变了看法。不过就今天来说，当我们回到一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我们就没办法体会那时人的感受，当然租界、租借地这个东西各人看法不一样，还可以继续研究。

第二，什么叫“贸易自由原则”？今年有一次关于丝绸之路的报告会，我作为嘉宾有一个不太长的演讲。我认为，丝绸之路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排外狭隘的族群，丝绸之路所体现的就是贸易自由原则。我们去看班超、张骞，看历来通西域的人，除了带着中国的物品，也带着军队。换言之，丝绸之路并不是人家邀请中国去的，是打出来的。贸易自由原则是平等的，但是一定也有力量在后边保护。通商应该是和平的，但不让通商，就很难保证持续的和平，因为贸易是自由的。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郑观应“重商主义”。商人会觉得政府是他们纳税奉养的，那么当商人遇到问题时，政府当然要保护。当然，今天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太少了，国家对于真正的商人，对于个体生命来讲还不够重视。没有私人资本的充分发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重商主义，没有真正的现代化。这是可以肯定的。

特｜别｜环｜节

★罗克中老师携众学生对沙龙进行现场写生★

互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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