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朱由检,

“抽积木”的游戏相信大家都玩过：保证自己抽走的那一块不会造成最终的坍塌，你就是胜利者。

有趣的是，中后期的明朝政局，俨然变成了一个抽积木的游戏，历任皇帝将太祖朱元璋“搭建”的牢固“大明积木塔”一点点抽空，直至明末天启年间，整个大明江山已呈民生凋敝之状，摇摇欲坠之危。而就在此危难之际，一位勤勉刻苦，励精图治，誓要中兴大明的年轻人登上了皇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一位要给“大明积木塔”添加“积木块”的人。

“励精图治”却带来事倍功半的尴尬

然而悲剧的是，崇祯对“加木块”（用人）这件事情采用的是“试错”的方式来寻找自己中意的人才！也就是说，他对所加的“木块”本身并没有存在太多的了解与认识，能否解决该“缺口位置”上的问题全凭实际表现，短期内不能较好解决该缺口问题便立马进行撤换，寻求更合适的“木块”。

“崇祯五十相”的由来就是基于这样的盲目。

在崇祯御极的17年时间里，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尚书、侍郎、都御史，被崇祯弃贬的多达数百人，“轻于用人，更轻于治人”是崇祯朝局的一大奇事。明朝内阁人数基本在3-7人不等，更多的是5人左右。而崇祯却先后任用过整整50名内阁大学士，创下了历朝历代最高的更换重臣的记录。

在整个崇祯时期，共任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礼部尚书11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人，七卿的平均在任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

如此这般，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当朝大臣很难在该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即使拥有治世之才，也难于在短期内显露成效。而崇祯的“多疑”让大臣们在施展拳脚的时候，还要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一不小心触犯到崇祯的神经便会被革职下野，严重的身首异处，让之前初步建立起来的方略土崩瓦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崇焕。

尽管袁崇焕带有书生意气式的吹牛（五年平辽），但在辽东问题上确实展现出了卓越的统兵才能。明朝对“议和”这种丢面子的行径从来都是“明面排斥，暗里考虑”的态度，这就给边防大臣带来了困扰。若要议和成功，轻则背个骂名和处分；若要议和破裂，则治“擅议之罪”。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的困局中成为牺牲品。

不仅如此，当朝为官的大臣们还存在势力派系，相互争斗、相互掣肘（党争）更是此起彼伏。因此官员保全自己仕途的办法就是不犯错，同时也意味着不作为。相互推诿，逃避责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成为当朝风气。崇祯越是“试错性的更换大臣”，朝堂上下就越难以形成务实的工作氛围，“行无所事”成为官员们的四字真言。

无奈，崇祯表面上表现的“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实则是在“玩命的折腾”。他所要寻找的“最合适的木块”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劣质。

崇祯将“孤家寡人”做到了极致

崇祯皇帝自知，官员形成党派对朝局的统治极为不利，于是上台后便以雷霆手段扳倒了魏忠贤阉党。尽管有扫清寰宇之象，但却产生了对派系党争的过度敏感，以至被深韵权术之道的权臣加以利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个没有治国方略之才，却善党争而任内阁首辅的庸人。

崇祯急于治国理政，而内阁首辅却在内耗上乐此不疲，不由得让崇祯认为当朝大臣皆昏碌无为，无奈般开始启用内臣宦官。而且规模要比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时代还要浩大，渗透到边防、财政、督官等各个角落。大臣们对启用太监的做法极力反对，认为这是皇帝对儒学士大夫们的不信任，是祸乱之源；而崇祯却委屈道：“如若朝臣心系社稷，朕万般不止于此。”

事实上，崇祯对大臣的不信任，要比万历皇帝来的更加严重些。因为万历几十年不上朝，虽然同朝臣彻底搞僵，但却并不“搅扰”朝廷的运作体系，他更多的是在争取自己作为“皇帝”的一些私人权力（将喜爱的儿子册立太子），因此矛盾并不在朝廷运作体系本身。

恶性循环的内忧外患

不管是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还是东北地区的辽东局势，皆受明朝财政的束缚。

崇祯执掌的大明朝，在对待辽东边患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大的战略性思路，而且过多地被牵制于此。从王化贞的“硬碰硬彻底失败”，到熊廷弼的“据关力守保持对峙”，再到后来的孙承宗“筑城结寨”，都可以看出明朝并不能客观实际地看待这个崛起的后金势力，而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为了不背负“议和”这样的屈辱骂名，将全国财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东地区。

久历天灾的北方老百姓不堪重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则需更多的军饷，军饷的来源是那些没有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因此赋税再次加重，怨声载道的农民成为了起义军的再生土壤，于是造成了“流寇越打越多”的局面。

造成如此内有外患，恶性循环不堪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祯皇帝无法有效调动官员集团的积极性，且没有信得过的“得力干将”来主导某方面的事宜，导致了行政系统的惰怠和腐化。

总结

其实，大明到了崇祯朝仍有延续王朝的机会。

退一万步讲：南京的陪都保留了一整套完整可操作的行政系统，江苏、浙江、山东等南方等地并没有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朝廷的财政核心仍旧保留在自己手中，他日东山再起进行北伐并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辽东的后金政权也频频向大明朝表露愿意“议和”的想法，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也有“议和”的举动，所以说崇祯在当初还是有很多周旋的余地。

但为何崇祯皇帝到最后既不议和，也不南迁呢？

因为明晚期，整个朝堂上下都充斥着一种近乎狂热的理学治世高尚热情。在明面上人人都崇尚“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精神，但背地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崇祯皇帝即使内心深处渴望南迁，但明面上还是要文武百官当朝提出，他要在形式在再三不舍，最后在群臣的一致要求下无奈南迁。

但就是这样的问题：崇祯皇帝自上台后对群臣表现出的不信任，用人之轻薄，治人之草率，使得为朝大臣们并不愿意为这样的皇帝履行过多的君臣之礼。再加上当时的为官风气确实大不如前。因此，崇祯就这样被无奈地晾在了北京，最终被循规蹈矩的僵化礼教而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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