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人专题介绍十三福泽渝

福泽谕吉

福沢谕吉，日文假名读音：ふくざわゆきち。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家庭出身

他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坂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叫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后一个儿子。

取名

当时，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坂和江户（东京），设置“藏屋敷”，销售藩地生产的粮谷杂物。百助受藩命，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担任会计的工作。他虽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但却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德望颇高的汉学者。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幼年

但不幸终于降临这个和乐的家庭。当谕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就因病亡故。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五个孩子，回到了背离十数年之久的故乡中津。此地方语言风俗和大坂有些不同。孩子们无形中和故乡的小朋友们起了一层隔阂，只好自家成为一个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们虽然过着寂寞穷苦的生活，家风倒是纯直而和平的。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认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后倔强的精神。

事件

再说，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废纸，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顿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颇不释然。他暗忖着：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恶，必有果报；那么践踏写有神名的神符，又当如何？为了试验有什么报应发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间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膜拜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他对于迷信的厌恶，以及不关心神佛的态度，似乎受了母亲的影响。他后来由对门阀制度的反感发展成为批判诸事的态度，绝不是偶然的。当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怀才不遇，惨作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默默无闻终其一生，饮恨于九泉之下时，往往不禁黯然泪下。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由此可见，他对封建门阀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少年

才华初露

谕吉年少时居家，常制作手工艺品，换得糊口之资，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一直到了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书（中文书籍）。从此以后，才华渐露，进步神速。

他具有豪迈不羁的性格，爱好自由的生活，对事物的观察又细密入微。他自幼生长在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十分厌恶这种生活，希望早日离开中津，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另谋发展。二十一岁时，他如愿以偿，到长崎学习兰学（荷兰语文及学术）。

外出发展

他去长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和约。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C.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当时学习医学或学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著。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

谕吉在长崎修业期间，寄居于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半工半读，勤勉苦干，学习兰学也颇有心得，深获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作为养子。这是谕吉毕生事业活动的开端。

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在那里共同修业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长，是日本封建时代的一个较高门阀阶级）之子奥平壹岐的嫉妒，逼得谕吉不得不离开长崎。但谕吉并不因此而意气用事，经过三思之后，决心到江户去闯天下。在旅途中，他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抵达大坂。那时，谕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袭他先父的职司，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谕吉虽向他的大哥表白游学江户的心愿，但终于听从三之助的劝导，决定留在大坂，拜绪方洪庵为师，研习兰学。

兰学

当时，绪方洪庵（一八一〇～一八六三）是一位兰学大家，也被尊为荷兰医学的专家，悬壶于大坂。他开设的家塾叫做适适斋塾（简称适塾），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塾。塾里经常有学生一百人左右，前后就读于该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门生人才辈出，多有建树。

谕吉于安政二年（一八五五）三月，进入适塾就读。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从师学习兰学的头一遭。在这以前，从没有固定的业师，多半单靠自己的努力，偶然获得别人的指点而已。从此以后，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户担任教职之前，焚膏继晷，潜心钻研，自不在话下。不久，他被擢升为塾长。

崭露头角

在绪方塾，学问上的切磋，使得谕吉大放异采，崭露头角。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练的大好机会。安政三年初春，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学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多亏洪庵先生亲自按脉诊病，另一位医师处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复如初。据说医师诊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当时邀请另一位医师会诊，就是这种父母心肠的表露。洪庵先生对学生像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使谕吉深为感动，所以他日后开办私塾时，也深爱他的门生，常以金钱物品接济家境贫困的学生。遇到学生久病初愈回到学塾，其欢慰逾常的神态，有如迎接生还的己子一般。

侍奉恩师

谕吉侍奉恩师和师母，始终如一；洪庵夫妇作古之后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坂扫墓，一抵达大坂，便匆忙上绪方府的墓园，卷起裤脚，用草绳当作刷帚，婉谢随行人员的帮忙，亲手把墓碑洗刷干净才叩拜。从这一则小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洪庵先生为人师表的伟大，同时也可以看出福泽先生做人的态度。他祭扫父母的坟墓也一样，从清扫至上香，完全亲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里，开启佛龛的门扉和奉献供物种种，都自己做－－这就是否定宗教的谕吉本人的行为－－只有注意到这一层，我们才能确切了解不关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放洋

时代背景

谕吉在适塾修业期间，德川幕府的封建体制，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列强的势力步步紧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纷纷以大藩为中心，斥责幕府的专政。他们认为政治的动摇，启端于外国问题。这个问题是迫使时代变迁的基本动力。各藩为了自卫，为了准备应变，为了研究学术和了解国内外情势，往往需要奖励洋学的研究。江户奥平藩也不例外。

受聘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谕吉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接受奥平藩的征聘，到江户教授兰学。江户是幕府政治财经的枢要所在；处身其境，自然能够密切观察社会舆论的动向，注视局势的演变。这对于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这所初具规模的兰学塾，设在江户驻地的铁炮洲地方。它就是后来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的肇始。

执教

谕吉认为大坂的学生在学问方面，所向无敌。这一次自己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到江户执教的，因此颇为自负。事实上，他曾经利用机会，试探过当地兰学大家的学识，证实了平日所信的并不虚妄。谁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横滨观光的体验，对他无疑是一次残酷的当头棒喝，使他从自我陶醉中醒悟过来。当时横滨依据日本与列强订立的五国条约（安政六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与外国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个角落所看到所听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标也好，或和别人交谈也好，语言一窍不通。这对他好像是晴天的霹雳，觉得数年来苦读兰学的努力，尽付东流。他即刻猛省到，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一途而已。于是，他又开始废寝忘餐，读起英语来。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不得不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等书，跟另一个朋友埋头共读。这样开始学习之后仅历半载，他有第一次极好的机会，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

留洋赴美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做为一个随员，终于能够成行，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仅仅携带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

归国

回国之后，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于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当时，外国机关送达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兰文的惯例，因此常有机会对照学习英兰两国文字，颇利于英文的研究。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

事件

在这里，为了便于了解谕吉的为人起见，谕吉对木村所持的态度，值得一述。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义上把谕吉当作一名随员，要他随从到美国；但除了公务之外，都以朋友对待谕吉。谕吉却为了报答他的恩情，终生以从者的礼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经请谕吉为他的著作写序文。但谕吉在序文中，甚至谦称自己为“木村前舰长的仆从福泽谕吉”。此外，呈函给木村，始终顾到文体是否得体。每逢年节，必定端正衣冠，亲往致贺。由此可见，他崇敬尊长、重视礼节的态度，不失为世人的表率。

倡导西学

婚姻与游历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缡。

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

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于平日的学习，但更有赖于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于此。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工作

谕吉自欧洲归国后，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视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于译著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谕吉的为人。

再度赴美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事业开端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教育方针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

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谕吉的教学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炮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炮声而远望硝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于此可见。

教学名言

当时，谕吉曾有一段勉励塾生们的话，十分动人。他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他的高风亮节，诚足令人肃然起敬。

苦心教学

谕吉对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后，塾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义塾迁到景色秀丽的三田（今东京都港区三田），学塾地基比新钱座设塾时代，已扩充到三十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今天享誉于国际的庆应义塾大学，就是谕吉当年草创的家塾，经过积年累月惨淡经营所换来的辉煌成果。

各种著作

福泽谕吉如何设计侵华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其中，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一、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为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福泽谕吉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脱亚”，意即日本要脱离亚洲。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福泽在该文中对他早已形成的思想加以集中概括，他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年版第10卷第～页)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问题很







































白癜风早期能治愈吗
白癜风能治好吗

转载请注明：http://www.qzhgr.com/hbyx/64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