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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名记之死黄远生逝世百年祭
▲黄远生
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天色阴沉，寒风瑟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一位旅美华人正在默默地用着晚餐。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脸上微露倦色，神色忧郁，但骨子里的那种智慧与勇毅仍然清晰可见。此时，熙来攘往的客人虽然吵闹繁多，而他似乎视若无物，充塞在他脑海中的完全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现实:袁世凯的复辟闹剧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芸芸众生或被蒙蔽欺骗或无力挣扎；经过民初几年瞬息万变的动荡，进步力量似已无力回天。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将何去何从？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己满腔热血，一颗赤心，非但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民族的灾难，反而沦落天涯，徒有雄心，一筹莫展。殊不知，死神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就在他心潮翻涌之际，突然从背后射过来两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这位青年人还没来得及从忧国忧民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便仆倒在地，鲜血染红了地板。在那一瞬间，他带着惊恐，更带着不解与愤怒，死不瞑目地去了。 这位喋血美洲的青年人便是民初时期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与政论家黄远生。
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乃其笔名。黄氏年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天资聪慧，16岁时就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天生便具有叛逆性格，17岁进南浔公学就读时，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烈地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字眼。他和同学在《中外日报》上电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但他又屈服于传统的科举制度，自己后来主动投考仍受封建官僚控制的南洋公学。对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可见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迷局之中。黄远生登科之后，可谓春风得意，摆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宏图大道。但他并不贪恋仕途，毅然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少年得志的黄远生自日本学成归国之后，先是供职于邮传部，任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此时之官界，实“万恶之养成所也”。黄远生直言官界所造就之官僚，不外强盗、乞丐、流氓三种，并自嘲自己曾“为流氓之官一年有余”。可见其对做官并无多少兴趣。 辛亥革命之后，黄之官宦生涯遂告一段落。业余时间，他常给《东方杂志》《申报》等京、沪报刊写稿。其同乡李盛铎见他这方面颇有天赋，于是劝黄远生：“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在李盛铎的一再建议下，黄远生下定决心，作一名职业记者，开始涉足新闻界。凭借自己深厚的新、旧学功底，加之对时局变幻的敏锐嗅觉，黄远生很快便跃升为报界明星，其文“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其间，他还协助恩师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并身居交际科主任之要职。不过很快他便心生厌恶，于民国二年（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从此形成了他只言政而不参政的行事原则。 黄的新闻稿多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这些成为后人了解民初社会的重要资料。在黄之前，中国报纸曾出现过通讯的专栏，其实不过是一些简讯或文人编造的故事而已。而黄所撰写的通讯，较之前人，则有明显的区别和自己的特色：一是落笔大政要闻，文章开阔深邃；二是精确系统，语言生动幽默。可谓是为后来的新闻通讯体开创了先河。
▲孙中山率新政府官员祭拜明孝陵，以示反清已成
他社会交往广阔，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善辩，他的性情近于消极，却并不颓唐。他在与人聊天时一旦有了感触，便能立即动笔写论说或通讯，一挥而就。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天真活泼，有什么说什么，毫不避讳，质朴、亲切、自然，什么样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谈话，一到了他的笔下都变得那么有条有理，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道理来。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敢于讲真话，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他一贯主张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同时，他的报道又不失诙谐幽默，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重重黑幕、统治者的专横暴戾、侵略者的凶残强悍、流亡者的痛苦迷茫、饥民的哀号绝望、妓女的辛酸无奈、走狗们的无耻卑贱……一一跃然纸上。如在评论袁世凯的为政手段时，黄将袁那种练就得炉火纯青的政术权谋比作小说里面的“遁甲术”。虽然社会各种力量都希望通过法律和议会来监督约束袁大总统，而袁世凯却能够如同会行遁甲术一样，只要指天画地、念念有词，顷刻间，周身的束缚蜿蜒尽解，法律和议会在他面前效力顿失。黄的这种报道手法生动而不失实，将袁世凯老奸巨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再如《外交部之厨子》一文，黄远生借对供职清末民初外交部二十多年的余厨子媚上欺下、徇私舞弊的丑态的揭露，来反映民初整个官场的黑暗。最有趣的是，黄远生通过余厨子之口，将外交部骂作“狗窑子之外务部”，不禁令人拍案叫绝。难怪有人甚至称他为“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袁世凯
黄远生的文章不仅鞭辟入里地反映现实，而且对于年轻人有着一种独特的魔力。三联书店的创始人、著名记者邹韬奋正是出于对黄远生的新闻通讯的喜爱，才毅然决定放弃待遇优厚的工程师一职，而立志要做一名为民请命、揭露黑暗的记者。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在其《邹韬奋的早年生活》中写道：邹韬奋之所以要当一名记者，“是有位叫远生的记者在《时报》上写的《北京通讯》使他着了迷，使他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在他看来：“第一，他（黄远生）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而且，“我当时对于他的为人怎样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文字上认识了他，好像就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朋友。后来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冒险南下，我已在中学里，对于他的安危，简直时刻担心着，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他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真使我悒郁不欢，好像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由此可知，邹韬奋从喜欢黄远生的文字到佩服其为人。黄的新闻报道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诊断社会病
民国初年，清朝统治虽已完结，但旧的封建思想余毒犹深，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这势必导致社会上很多人道德沦丧，唯利是图。面对这种现象，黄远生用自己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大胆披露国人的种种丑恶嘴脸，以期使民众苏醒，一同铲除这些病根。黄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官迷”和“无耻”两种“社会病”的批判上面。“官迷”之病，自古有之。而到了民国初年，这种病症似乎愈演愈烈。患此病者莫不疯狂贪婪地追逐功名。黄远生曾在文中谈到一位清末退职达官，身患重病，眼看就要不省人事。他的亲信伪造了近百份官吏参谒手本，放到他的床前，请他过目。这位达官看到“某某道贺”、“某某禀安”的手本后，居然立即翻身起床，恢复了往日那不可一世的官老爷架势，其病也随之不治而愈。可见国人中“官迷”毒害之深。更严重的是“官迷”思想已渗透到民国政府之中，危及中央统治。黄指出，当时中央政府用来维持对地方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中央官员的任命权，官僚们只看重中央这个名号，他们可以不奉行中央的方针命令，但对于中央的任命官衔却是趋之若鹜、乐意笑纳，唯恐落于他人之后。这种“恶劣心理”，已“弥漫于上下”，国体虽然变了，“而专制之官样文章”，却“愈接愈厉”。这实在令黄远生痛心不已。 官迷心理毒害如此之深，原因何在呢？黄认为“一以虚荣心，一以贪心”。而它们都是由于政治腐败而来，致使官吏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可以随心所欲地敛取钱财，亦可以有恃无恐地发泄淫威。所以博取功名者已完全丧尽其廉耻道德，而给予官职的上层更是毫不避讳地伸手要钱。于是使这种“恶劣之心理”得以“影响于一切政治”。因此，黄远生认为，要想改造社会，振兴国家，就必须首先涤除人们官迷之心理，“不可不去此陵人与劫人财之心”，即“虚荣心”和“贪心”，这是改造中国政治的重要一步。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以“无耻”命名的社会病。黄指出“国风之良否”关系着“国家之存亡”，若是人们个个寡廉鲜耻，让“无耻”心理成为“国风之一”，那么“天下事尚安可为？”黄分析“无耻”心理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二途，“第（一）由于国民无道德之根柢”，“第（二）由于现代思潮之薄弱”。在他看来，一方面，宗教对国民道德根柢的影响力极大，宗教使国民“薄现在”而“崇未来”，“贱苟偷”而“重信仰”。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的宗教，孔孟那一套学说，虽然高尚但不适于民情，而老庄杨朱之糟粕却绵延于后世，致使世风日益趋于偷薄，人们皆奔走于嗜利之途；另一方面，自从欧风东渐之后，学子们“于新旧道学皆无根柢”，遂致“浮浅之曲学及体魄之欲望”大行其道，兼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二毒”，“唯心者言其无所不可为”，而“唯物者言其为之必以利”。“无耻”之心理的蔓延使人们一盘散沙，失去共同信仰，动摇了维持国家的思想根基。基于此，黄远生呼吁人们必须树立一致的信仰，建立起健康的道德规范，才能实现中国真正之统一。
定位的困惑
虽然黄远生在民初仅仅活动了四年的时间，但纵观其短暂一生，他经历了职业身份的多次更迭。在民初黑幕下，其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与困惑，堪称同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 辞官之后，黄投身报界。而民初的新闻圈，同政坛一般混乱，毫无秩序可循。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体验，黄远生叹道：“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况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名具有职业操守的记者，其“论治不能无低昂，论人不能无臧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益滋”。黄的直言快语招致了当时社会多种政治势力的忌恨，这也就为他日后魂断异国埋下了伏笔。 同时，黄不参政却难以逃离政治漩涡之侵袭，袁世凯的诱迫成为黄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梦魇。袁的一再威逼迫使黄远生又一次站在了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外在胁迫与内心道德的双重拷问，理欲交战使其又一次对自身职业身份产生了怀疑。年以后，他回归本行，兼职律师，希图在法律界打开一片新天地。孰料法律界与报界并无二致，“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黄虽小试牛刀，打赢几场狱讼，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律师之不可为，盖有三因：一由司法之本非独立，此固不待繁言；一由社会之误解律师性质，彼以为律师不应袒护恶人，冒社会之所不韪。若国人既曰可杀，则律师何得左袒？不知无论何人身为，被告非到最后裁判时，国人固不得论其有罪与否。” 再一次的自我否定终于使他明白，以往所治二业，在当时之中国断难有光明之前景，他已是满心倦意，承认自己不过是他人一傀儡而已。基于以上经历，黄远生回首往事，进行了一次痛切心扉的忏悔： 余今年仅三十有二，综余之一身，而谥以至确之名号，其一堕落之青年而已。然余深信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以此牢狱乃人生必经之阶段，犹人之必入鬼门关也……余之自身，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运命，而今昔则余奔突斗号之时也，则余窥狱隙而略见天日之时也，则余不堪良心苛责之时也，则余之忏悔之时也。 学生、官员、记者、政客、律师，在清末变局与民初黑幕下，多重职业身份的重合与更迭，使得黄远生宛若一只反复吐丝蜕变却始终无法破茧化蝶的虫蛹，饱受时势与灵魂之双重煎熬。就连一向与黄并不十分熟识的梁漱溟也发觉黄远生“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然而，黄远生的困惑与迷茫似乎又是必然的。辛亥之后，五四之前，实乃中国文化觉醒之前夜。先前活跃于中国政坛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日趋颓唐，康有为大言尊孔读经，严复更是对袁世凯之笼络半推半就，最终落得个筹安会“第三把交椅”，自叹“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五四”新一代青年英才们此刻尚处于探寻与求索之中，羽翼未丰，不成气候。旧的犹存，新的未生，故黄远生虽发出了“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的呼喊，而应者寥寥。毕竟在这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文化保守的岁月里，少数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黄并未因自身定位的困惑而踯躅不前，随着澄清其与帝制阴谋无关的《黄远庸启事》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他终于卸下了最后一层心理枷锁，动身赴美，另觅新生。起程之前，他在《与林宰平书》中十分诚恳地写道：“天若佑我动心忍性，不变其宗，则足以对吾良友矣！”可见他对自己未来之憧憬已初现端倪。 也许，黄远生注定要成为悲剧性人物，踏上北美大陆不久，其求索之旅就因刺客的两颗子弹戛然而止。若非英年早逝，黄远生不会仅仅成为一颗划过民初社会大幕的流星，理应在思想文化界散发出更为夺目持久的光辉！ 走笔至此，怎能不为之扼腕蹙首，哀叹一声呢？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