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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的户籍奴隶制
关敏（ww）提要：中国臣民就是国家奴隶或囚徒，此种悲剧与道法家的教唆是分不开的。户籍连带责任制使中国无个人的概念，也无自由尊严的概念，中国臣民遂成了行尸走肉。
一，世袭化的户籍连带责任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据《周礼》记载，有“司民”一官，男孩出生后八个月，女孩出生后七个月，都要在户口簿上登记；而且是户分城乡，人分男女。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其网络之中，而且实行里甲连带责任制。《周礼.地官.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管子的“利出一孔”包括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民术即重农抑商。管子认为民富难治，所以主张“民富则不如贫”（《管子.揆度》）。统治阶级强化了世袭制，连士农工商的职业也得世代相传；他们希望士农工商的结构坚如磐石，所以称这四民为石民。《管子》云：“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以此维持永久皇权的手段。
人身控制的手段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保甲连坐制度。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齐桓公“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
公元前年，商鞅（前-前年）秦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秦推行此制较他国为晚，但比各国更严厉。“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箸，死者削。迁移必办“更籍”、“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作军旅”；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秦律规定，已成年的儿童未登记户口，连里正都要受处罚；居民迁徙，必须向官府申请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擅自脱离户籍而逃亡，称作“亡命”，被捕后要治罪。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二，户籍制使农民彻底农奴化
刘泽华认为“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它同时又兼具经济管理、执法、道德裁判以及准军事职能等”，而“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具有职能综合性的户籍制度正是制民、胜民之具。皇帝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户籍制度。历来的专制君主都把户籍视为治之要。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南齐书》中有“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纲”的说法。
在皇权统治之下，百姓没有脱离“编民”制度而成为自由人的权利，他们如果逃离“编户”，就是严重的犯罪，官府要对其全家施以严惩；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年），关东万流民中有40万人脱籍，丞相石庆因此差点被汉武帝处死。即使在皇权衰微时，民众脱离国家编户而成为豪强的“荫户”，改变的也只是依附对象而不是依附关系；由此，中国农民并不是如以往所说的自由民或自耕农。
中国农民存在于世界上的全部任务是做提供剩余产品的“顺民”。如鲁迅所说，历代统治者只恨没有如细腰蜂一样的毒针，否则他们决不惮于把农民们变成没有大脑只会劳动的青虫。长久地被儒道意识形态捆缚，农民们失去了自我意识。农民们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都处于沉睡状态。他们即使团结起来，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工具。
因为：天下的一切财富都属于帝王所有，而卑微的子民们能暂时拥有财产，全出于帝王之恩赐。诚如柳宗元所说：“臣等得生于邦甸，幸遇圣明，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的，使专制野蛮性大白于天下。谷川道雄分析唐代社会时提出，当时的人民，在律令制度的严格规定下生产和生活。农民对土地没有随意支配的自由，同时政府在谷物和衣物的生产方面还有种种规定。这些规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看到。他们被户籍紧紧地束缚在本乡本土上，没有迁移自由。可见，中国的自耕农就是国家农奴。
三，人民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囚徒”
历史学家王毓铨说：在古代中国的编户齐民中，自由和独立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可能连这两个概念也没有。从周王说他受命于天为民之极起，一直到明清，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奉天承运”的。明朝的皇帝每于郊祀上报皇天牧养有成时，都是把全国的户口簿籍（《赋役黄册》）陈于祭台之下，表示上天赐予他的对人民土地的所有权。在十七世纪以前，中国没有人对皇帝的这种权力提出质问。
为什么编户民必须服侍帝王如奴仆呢？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明太祖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朱元璋规定，农民必须缴纳土地税和义务服劳役。土地税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兩次上缴。力役則自备盘缠和伙食，到指定地点服役。臣僚也都异口同声地说：“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分”，也叫“本分”；编户民的本分就是纳粮当差。朱元璋要求农民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各守本分，纳粮当差不要误了”。每月初一日皇帝下的《宣谕》就是这么教训老百姓的。为此，帝国每一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良民及其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将被认真地摹写在亭中。申明亭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人。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前，聆听年高望重者的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府，其全家他将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
为了摸清家底和控制人口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稳定压倒一切的精密控制，朱元璋还创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周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为防止老百姓互相串连和成立民间组织，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里甲”制度。每10户编为一甲，每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里甲内的村民必须互相监督，人人都有举报本里甲违法犯罪的义务和责任。一人犯法全家受罚。邻里知情不报者连坐。规定农民只能在住所附近一里范围内活动，还必须早出晚归，不得在外留宿。每个人每天干什么事，到哪里去，都必须通报邻居，让邻居知道。瞒着邻居的活动概属违法活动，将受到严惩。规定商人和手艺人做生意和打工不能超出离家百里的范围。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农民离家一里、商人和手艺人离家百里，必须到官府开具“路引”即“介绍信”（通行证），私自出门者要打80棍，没有“路引”而外出的，以犯罪论处，或判刑，或流放。商人无引以奸盗论处；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偷越国境者要处以绞刑。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即坏分子论处报官。农民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此种的做法和M时期有得一比。它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古拉格劳改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洞穴”中的人们，就像带着镣铐的囚徒，完全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此种情形持续了年，直到上世纪巴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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