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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國翔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彭定求的
清康熙朝理学的异军
——彭定求的《儒门法语》初探
撰文丨彭國翔
一、引言
如理学取其广义，清代康熙一朝的理学，不论其在朝在野，学界历来都认为以程朱为主。这当然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判断。不过，在程朱之外，同时对陆王学说能有同情了解、甚至颇多肯定者，往往被归于程朱、陆王的调和论，或者是程朱主流之下陆王一脉颓势的余绪。因此，对于清初尤其康熙一朝肯定陆王的学者，历来研究不多。[1]但是，如果不为程朱和陆王之争的旧典范所限，在康熙朝声势浩大的程朱理学尤其“尊朱黜王”风潮之下，那些同样尊朱却也肯定王学的儒者，对于其人其学的观察，或者我们可以别开生面，尤其对其立言的宗旨，也许能有更为真实的把握和定位。
事实上，在以往程朱、陆王学派之争的观察视角之下，彭定求（-，字勤止，号南畇，今苏州吴县人），就是一位仅仅被归为王学维护者的人物。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到晚近关于清代理学的研究，大都是如此。[2]与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湖头乡人）相较，彭定求的时代几乎与之完全重合。彭定求虽然年幼三岁，科举中式晚六年，但却高寿一年。彭定求在朝虽不如李光地显赫，但却是康熙十五年丙辰的状元，后来也曾任国子监司业和翰林院侍讲。[3]更为有趣的是，在徐世昌的《清儒学案》中，紧随卷四十和四十一〈安溪学案〉之后的，便是〈南畇学案〉。然而，与迄今为止有关李光地的研究相比，[4]对于彭定求的研究却不免显得极为薄弱，基本上只是被视为王学余波的余波。本文之作，就是要以彭定求的《儒门法语》一书为中心，尝试考察其立言与为学的宗旨究竟何在。
二、《儒门法语》的内容
由于以往学界对于《儒门法语》一书似乎并无专门的研究，笔者在此需要首先对其内容稍作介绍。
《四库提要》中对《儒门法语》的概述如下：
是编凡录宋朱子、陆九渊，明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邹守益、王敬臣、罗洪先、王畿、顾宪成、高攀龙、蔡懋德、魏校、罗伦、冯从吾、吕坤、孟化鲤、刘宗周、陈龙正、黄道周二十一家讲学之语，少或一二条，多至十数条。定求自有所见，即附识于后。其卷首题词有云：功殊博约，候分顿渐，自朱、陆立言始。要之，入门异而归墟同，无容偏举也云云。可以见其宗旨矣。
这里，四库馆臣已经说明，“入门异而归墟同，无容偏举也”是引自彭定求自己在《儒门法语》卷首的“题词”。不过，紧随这句话之后的两句，却被略去了。单凭这里的引语，再加上“可以见其宗旨矣”这句评语，很容易让人仍旧落在朱陆异同或朱陆之争的格局中去思考，从而将彭定求视为调和派或者陆学的辩护者。四库馆臣未脱此窠臼，情有可原。但其实紧随这“入门异而归墟同，无容偏举也”之后而未引的两句话，才是彭定求立言宗旨或者说编撰此书用意的自我表达。这一点，后文详说，此处暂且不表。
《四库提要》称《儒门法语》收录二十一家讲学之语，但笔者所见民国十一年承业堂排印本，其中却并无魏校和罗伦二人的文字，只有其余十九家。[5]不过，这并不影响以笔者所见的这一版本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来探讨彭定求的思想倾向及其定位。
《四库提要》并未具体指出所录诸人的文字是哪些。据笔者所见的这部《儒门法语》，除了卷首的〈儒门法语题词〉五条以及卷末乾隆三十五年彭定求之孙彭启丰撰写的〈儒门法语后序〉，[6]以及同治五年六世孙彭慰高和民国十一年八世孙彭清鹏的两篇重刻后记之外，彭定求收录的十九家文字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谕学者〉、〈答宋泽之书〉；
象山：〈白鹿洞书院讲义〉、〈荆门军上元设厅讲义〉、〈与包显道书〉、〈与曹挺之书〉；
薛瑄：〈慎独斋记〉、〈戒子书〉；
吴与弼：〈与章士言训导书〉；
陈白沙：〈禽兽说〉；
王阳明：〈拔本塞源论〉、〈示弟立志说〉、〈与辰中诸生论学书〉、〈与诸弟论改过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示徐曰仁应试语〉；
邹守益：〈答东山诸友语〉；
王敬臣：〈论学语〉、〈忠信说〉、〈圣门师弟说〉；
罗念庵：〈答郭平川致良知书〉、〈答门人问学书〉、〈龙场阳明祠记〉；
王龙溪：〈蓬莱会申约后语〉；
顾宪成：〈东林讲会识人说〉、〈日新书院记〉、〈示儿帖〉；
高攀龙：〈困学记〉、〈示揭阳诸友诸书法〉、〈复七规〉、〈同善会讲语三条〉、〈家训二十一则〉（后有陈龙正跋）；
冯从吾：〈善利图说〉、〈关中书院记〉、〈论理学举业一则〉；
吕坤：〈理欲生长极致图说〉、〈身家盛衰循环图说〉；
孟化鲤：〈责善说〉；
刘宗周：〈与王金如论三教书〉、〈与张应鳌辨儒释书〉、〈证人会约言并附诸戒条〉、〈家塾规〉、〈学戒四箴〉；
陈龙正：〈家训〉；
黄道周：〈论朱陆异同〉；
蔡懋德：〈圣门律令〉、〈管见臆测〉；
在这四十八篇文字中，顾名思义，薛瑄的〈戒子书〉、顾宪成的〈示儿帖〉以及陈龙正的〈家训〉，似乎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言都是“讲学之语”。但传统儒家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即便在这些写给家人的文字中，也同样是其思想学说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称其为“讲学之语”，也并不为过。
至于《四库提要》所谓“定求自有所见，即附识于后”，表明了《儒门法语》的基本体例，即在每篇所选文字之后，彭定求通常都有一段按语。与所选文字类似，这些按语也是或长或短。正是这些按语，为我们探讨彭定求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基础。当然，并非每一篇选录的文字后面都有按语，有十九篇文字后面就没有按语，包括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象山的〈荆门军上元设厅讲义〉、薛瑄的〈戒子书〉、阳明的〈示弟立志说〉和〈示徐曰仁应试语〉、王敬臣的〈论学语〉和〈忠信说〉、罗念庵的〈答郭平川致良知书〉和〈答门人问学书〉、王龙溪的〈蓬莱会申约后语〉、顾宪成的〈日新书院记〉和〈示儿帖〉、高攀龙的〈示揭阳诸友诸书法〉、〈同善会讲语三条〉和〈家训二十一则〉、冯从吾的〈善利图说〉、吕坤的〈理欲生长极致图说〉和〈身家盛衰循环图说〉以及刘宗周的〈与王金如论三教书〉。不过，即便没有按语，这些文字被选入《儒门法语》本身，也表明其中所论的内容必定是彭定求认同的。因此，讨论《儒门法语》所反映的彭定求的思想，就不能单纯以其按语为据。其中所选文字的内容，亦当与彭定求的按语相配合而观。此外，彭定求的其他文献，包括《南畇文稿》和《姚江释毁录》中的相关文献，本文也会在相关的地方适当采用。但因本文讨论的对象毕竟是《儒门法语》，为免喧宾夺主，其他的文献材料，只能是辅助性的。
三、《儒门法语》的宗旨与用意
彭定求选择这四十八篇先儒的文献，汇编为一书，称之为“儒门法语”，并非任意偶然。他虽然谦称此书“断章取义”、“吉光片羽”，但同时也表明希望学者“贵得其大意之所存”。显然，在彭定求看来，宋明两朝十九位儒家学者的这四十八篇文字虽各有不同，但却有其共同“大意”贯穿其间。而在选编的取舍之间，彭定求所理解的这些文字共同的“大意”，其实正是彭定求自己的立言宗旨及其编撰《儒门法语》的立意所在。
《儒门法语》首录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揭示〉最后的识语中，朱子说：
熹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这里朱子强调“为己之学”与“利禄之学”的差别，强调义利之辨。此可谓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而在这一点上，朱陆毫无差别。而彭定求首选此篇，可见其用意并不在于维护陆学，而在于开宗明义，指出儒学之所以为儒学、儒者之所以为儒者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在当时以理学之名干禄的风气之下，同时又具有针砭现实的意义。这涉及《儒门法语》思想的定位问题，后文会有详细讨论，此处暂且不赘。
而在首引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彭定求紧接着又引了朱子〈谕学者〉中的如下一段话：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所说，千言万语，都无一事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诸君勉旃，不是小事。
这里彭定求所录，亦非在取朱子合于象山之言，而仍是儒家通义中的核心原则，即“义利之辨”。其中“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恐亦借古讽今，有针砭当时世风之意。所以彭定求在这段朱子〈谕学者〉之后，有如下的一段按语，表达了他自己用心的所在。所谓：
朱子著书立言，意在主循序致精，其于知行、博约、德性问学诸项，几于条分缕晰矣。然及其融合贯通，股未尝举心与理而二之也。一言以蔽之，曰全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圣学指归，而朱子之学之教所奉以为鹄者也。自以传注为帖括之资，经生家句诠字释，不过纸上陈言、口头习语，藉以希世干禄而已。于是志趣高明者，遂不屑屑于章句之绪余，而后不免于失诸决裂。夫岂朱子立言之过哉？此条专以立志二字吃紧提撕，则一语足胜千百。盖义利之间，界限分别，彻上彻下，总离不得立志为第一义。否则画脂镂冰，更无话可说。故朱子之文，美不胜录，姑择其简要者，弁诸卷首。
如所周知，阳明批评朱子的要点在于“析心与理为二”。但是，由彭定求的这段话可见，他完全没有站在阳明的这一根本立场发言，而恰恰是认为朱子虽然对于儒家传统中“知行”、“博约”以及“尊德性和道问学”这些重要观念进行了分疏，但在观念的“条分缕析”之后，朱子却最终能够“融合贯通”，“未尝举心与理而二之也”。不仅如此，彭定求甚至认为那些“志趣高明”、“不屑屑于章句”者与朱子学“决裂”，未免有“失”。如果说非但没有站在阳明学的立场，反而认为朱子并未“析心与理为二”，是这段按语的第一个要点。那么，这段话的另一个要点，即再次强调“立志”在“义利之间”有所“界限”和“分别”、“全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应当是“彻上彻下”的第一义和“圣学指归”。而所谓“自以传注为帖括之资，经生家句诠字释，不过纸上陈言、口头习语，藉以希世干禄而已”，则又一次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那些假借朱子学为“帖括之资”而“希世干禄”的伪儒。
至于《儒门法语》所选朱子的最后一篇文字〈答宋泽之书〉，其中的核心意旨，仍在于强调义利之辨，批评那些“以文字言语为工夫、声名利禄为归趣”的“干禄”之徒。所谓：
大抵今之学者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使心不宁静，不暇深究义理。故于古今之学、义利之间，不复能察其界限分别之际，而无以知其轻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诵读虽博，文辞虽工，而祗以重为此心之害。要须反此，然后可以议为学之方耳。向者盖亦屡尝相为道此，然觉贤者意中未甚明了，终未免以文字言语为工夫、声名利禄为归趣。
而彭定求特意选择此篇，显然表明他对朱子篇中所论，有着强烈的共鸣。因此他在该段文字的按语中发其感慨之词如下：
观文公是书，所以抉发陋习，洗剔病根，岂尚夫局守书册、寻章摘句乎！
既然彭定求一再强调“义利之辨”，他在选录陆象山的文字时首选象山应朱子之请所作〈白鹿洞书院讲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象山此篇的核心，正在于阐发《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其中有谓：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
而在〈与包显道书〉和〈与曹挺之书〉两封书信中，象山更是指出：
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体都是道义。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第今人大头既没于利欲，不能大自奋拔，则自附托其间者，行或与古人同，情则与古人异，此不可不辨也。（〈与包显道书〉）
平时虽号为士人，虽读圣贤书，其实何尝笃志圣贤事业？往往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徇情纵欲，汨没不能自振。（〈与曹挺之书〉）
这里所谓“自附托其间者，行或与古人同，情则与古人异”，正是揭示了那些托名儒学之下而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者的心术。此辈“虽号为士人，虽读圣贤书”，却“往往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徇情纵欲”，口说“道义”而身赴“名利”，适与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彭定求在随后的按语中称之为“近来士人通病，读之能不汗下沾襟”，可见象山所论士子之病，引发其心中强烈的共鸣。康熙朝理学虽然号称大盛，但口论“道义”而身赴“名利”的现象，对于彭定求来说，耳闻目睹，恐怕已经是屡见不鲜。而彭定求在象山的书信中独选此两篇，亦可见其用心与针对。
自朱、陆以下，彭定求所选明代诸家文字，核心均在于突显“义利之辨”这一儒家的基本价值和原则。譬如，他所选阳明的六篇文字，是全书中个人文字收录最多者。但阳明的这六篇文字，核心之意亦在强调“义”之于“利”、德性之于知识的优先性。如其中〈与诸弟论改过书〉，即意在强调于日常生活中做实际的迁善改过功夫。彭定求不选那些往往被认为足以突显阳明学在理论上不同于朱子的文献，说明其用意与着眼点并不在于维护王学，而在于指明儒学的“真精神”与“假道学”之间的区别。至于所选阳明后学如邹东廓、王龙溪、罗念庵诸文，也都是意在于此。而所选冯少墟〈善利图〉、刘宗周〈辨儒释书〉、〈证人会约约言弁附诸戒条〉和蔡忠襄的〈圣门律令〉等，同样都是深辨义利的文字。在彭定求看来，如果不能于义利之间严分界线，区别路头，追逐名利的最终结果，人将不免于禽兽。这也是他为什么选了薛瑄〈戒子书〉、陈白沙〈禽兽说〉和顾宪成〈东林讲会识人说〉中三篇一致强调“人禽之辨”的用意所在。
置儒家“义利之辨”的根本原则于不顾，“号为士人”而“希世干禄”，这一被彭定求视为“近来世人通病”的病因，乃是虚伪不诚。而“诚”，同样是儒家的一个基本原则。虚伪不诚，正为破坏儒学价值的大害。因此，除了“义利之辨”，“诚伪之辨”同时也是彭定求一再强调的一个重点。例如，在所录高攀龙〈困学记〉之后的按语中，彭定求有如下一段话：
先生此记，自序儒门工夫。曰悟曰修，未尝偏废。然悟须实悟，修须真修。吾师乎！
显然，在彭定求看来，对于儒学的实践来说，在“悟”和“修”之间不要偏废固然重要，但最为关键的是“真”和“实”，所谓“悟须实悟，修须真修”。这“真”、“实”二字，正是要以诚为本而驳斥虚伪。《儒门法语》中多引“劝善文”（劝人改过向善的文字）、[7]“戒子书”、“家训”和“会约”之类文字，皆非谈玄说妙之语，都是要人实地在自家身心上去做真修实悟的工夫。这无疑是彭定求崇尚“真实”而摈斥“虚伪”的反映。也只有在“诚”的基础上，义利之辨方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事实上，对于《儒门法语》一书的宗旨和用意，彭定求在卷首的题词中有明确的自我表达。而本文开头引《四库提要》介绍《儒门法语》的文字中，恰恰略去了两句至关重要的话。在〈儒门法语题词〉的第二段，彭定求说：
圣学真传，邹鲁以降，续自濂洛，精蕴微言，周程张邵，斯其至矣。而功殊博约，候分顿渐，则实自朱陆立言始。要之，入门异而归墟同，无容偏举也。若徒沿袭聚讼，诋诬排击，口说日炽，躬行日衰，又奚尚焉！故是编始自朱陆，主于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8]
这里所谓“主于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正是《儒门法语》一书的立言宗旨和用意所在。笔者前文征引文献进行的分析，恰好为彭定求的这句话提供了足够的印证和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彭定求为什么要通过这部《儒门法语》来“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这个问题涉及《儒门法语》的思想定位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将其置入当时社会和思想的脉络之中来加以考察。
四、《儒门法语》的定位
前辈时贤将彭定求视为清初程朱理学盛行之下的王学辩护者，或者说程朱、陆王之争格局之下陆王之学的偏袒者，自然有其理据。譬如，当时陆陇其（-，字稼书，称当湖先生）排击王学甚烈，甚至仿效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口吻而欲独尊朱子，所谓：
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宗，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学者庶乎知所从矣。[9]
陆陇其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10]但面对其排击王学的激烈言论，彭定求撰《姚江释毁录》予以了回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当湖陆侍御以清德名儒，著书讲学，天下宗之。余读《三鱼堂文集》，见其所讲，专以排击王文成公为事，意在尊朱也。尊朱是矣，排击文成则甚矣。既辟其学术，复议其功业，且坐以败坏风俗，致明季之丧乱。吁！又甚矣。余不觉恫心骇目，既深为文成痛，而转为侍御惜焉。文成入手工夫，与朱子有毫厘之别，故其训格物也，实与朱子抵牾。至其所归，同传孔、曾、思、孟微言，同究濂洛渊源。文成揭出良知宗旨，警切着明，于朱子居敬穷理之学，未尝不可互相唱提也。文成之学传之当时者，若邹文庄、若欧阳文庄、若罗文恭，皆粹然无疵者也。沿及鹿忠节、蔡忠襄、孟云浦、黄石斋，谨守宗旨。而蕺山刘先生，阐扬洗涤，尤集阕成，实为有明一代扶翼道统、主持名教之归。而近之宗述文成者，若孙苏门、李二曲、黄梨洲诸先生，率皆修持邃密，经济通明。侍御欲尽举而贬抑之，亦不能也。且侍御之所宗者，不过如陈清澜之《学蔀通辨》，与近今□□□、应潜斋、张武承之言而已。以彼生平行谊，视前哲为何如哉？余之深为侍御惜者此也。[11]
由此段可见，彭定求为阳明学的辩护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彭定求是站在王学的立场上来反对朱学。因为即便在这一段话中，彭定求也首先声明了“尊朱是矣”。因此，这种辩护，显然是他在陆陇其一味排击阳明学的情况下为阳明学而发的“不平之鸣”，并不意味着程朱和陆王之争格局之下的非此即彼。
事实上，彭定求所谓“尊朱是矣”，并非由于当时朱学得势而说的敷衍场面的话。他的确是“尊朱”的。对此，我们不妨以他对“主敬”的态度为例，来加以说明。众所周知，“主敬”是朱子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朱子曾称：“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12]而针对当时所谓“主敬工夫须变化”一说，彭定求撰〈主敬工夫须变化说辨〉一文予以反驳，对朱子主敬之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今忽闻有“主敬工夫须变化”之言，是于主敬作转手势也，似欲屏弃宋儒，而别为之说。愚因反复思维，觉与千圣授受心法、大儒卫道条理脉络，离而去之。终夜悚息，不忍默默，因就来说所及者以对。[13]
主敬二字，圣学尽性之宗旨也。[14]
是主敬者，所以为千变万化之枢纽，而圣学于是归根也。[15]
显然，彭定求认同朱子主敬说而视其为圣学工夫的宗旨和根本。也正是由于彭定求真正尊朱，朱子十七世孙朱璇才曾经专程由海宁至苏州，请彭定求为朱氏宗谱作序。[16]彭定求若反朱学，此事是必无可能的。
此外，在上引彭定求响应陆陇其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关系，彭定求认为“文成揭出良知宗旨，警切着明，于朱子居敬穷理之学，未尝不可互相唱提也。”这就表明，在彭定求看来，朱子学和阳明学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这一点，他在〈汤潜庵先生文集节要序〉一文中，有更为充分的表达：
夫学必宗程朱，固家喻户晓也。而先生（按：汤斌）之宗程朱，则能力践乎程朱之行，而会通乎程朱之言。程朱之言，居敬也，穷理也，未尝不知行一贯，博约同归，动静互摄也。相沿相习于帖括训诂之徒，支分节解，脉络雍阏，浸失程朱之本意。至于姚江，喟然为拔本塞源之论，揭致良知以为宗，孜孜教人扫荡人欲，扩充天理，则本体工夫，包罗统括，直接简易。始知程朱所谓居敬穷理者，初非区为之途、繁为之迹，正使程朱复生，当必引为同心之助。而议者好为排击，坐以新学异门。卒之意见沉痼，功利潜滋，则自托于程朱，而实自绝之者矣。[17]
在这段话中，在同样首先肯定“必宗程朱”的前提下，彭定求认为假使程朱复生，定会引阳明学为“同心之助”。这与上引文中二者可以“互相唱提”的话，恰好彼此呼应。非但如此，在他看来，阳明学反倒是程朱之学真精神的体现，因为阳明致良知之学，“扫荡人欲，扩充天理”，正可以说是实践了程朱之言。而那些“自托于程朱”者，“意见沉痼，功利潜滋”，最终反而会自绝于程朱之学。
因此，彭定求之学，并不是站在王学的立场上反对程朱。认为《儒门法语》是一部“鼓吹王学思想的著述”，[18]也实在并不恰当。严格而论，彭定求并不应当仅仅被视为清初程朱、陆王之争的调和论者，或者是康熙朝程朱理学主流之下陆王一脉颓势的余绪和辩护者。其实，彭定求完全可以说康熙朝理学中的一员。在“崇朱黜王”之风遍布朝野的局面下，他可谓一位理学的“异军”。他只是在“学必宗程朱”的前提下，肯定阳明学能够真正实践程朱之学的真精神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彭定求已经超越了程朱、陆王之争的典范。[19]或者说，在他看来，就儒学道义优先于功利、德性优先于知识的根本原则而言，程朱、陆王之间在根本上是无分轩轾的。就此而言，如果不能跳出程朱、陆王之争的旧典范，彭定求《儒门法语》“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的宗旨和用意所在，就无法得以彰显。
可是，彭定求为什么要以“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作为《儒门法语》的立言宗旨和立意所在？他为什么要在声势浩大的程朱理学风气之下为阳明学鸣不平？这就必须深入到当时的社会与思想氛围之中，才能明其心迹。
其实，前引彭定求《姚江释毁录》中反驳陆陇其的文字最后部分，已经透露了些许消息。他罗列阳明后学如邹东廓（谥文庄）、欧阳南野（谥文庄）、罗念庵（谥文恭），以及阳明学影响所及者如鹿善继（-，字伯顺，号乾岳，谥忠节）、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黄道周（-，字幼玄或幼平，号石斋），与陆陇其之前的陈建（-，字廷肇，号清澜，）、应撝谦（-，字嗣寅，号潜斋）和张烈（-，字武承）相对比，正是要以前者人格的光明俊伟，来照察后者这些托名程朱理学旗下人物在人格上的猥琐虚伪。所谓“以彼生平行谊，视前哲为何如哉？”的反问，其意正在于此。
清初一些以程朱理学自居者的言行不一、流于虚伪，早已是不刊之论。当时如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在为王学不平而回应陆陇其的〈答陆稼书书〉中，已经指明。所谓：
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与？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随声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版，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夫讦以为直，圣贤恶之。惟学术所关，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谓不得已者可也。[20]
陆陇其本人行谊不仅无可指摘，反而可以说是“人格极高洁，践履极笃实”（梁任公语），[21]也正因此，他才成为入清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儒者。他的问题是对阳明学其实并不了解，所谓“知之不真，故评之不切。”[22]但汤斌这里的重点在于，那些“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之徒的随声附和，不过是见风使舵即所谓“趋时局”而已。可是，这样的一批人来提倡朱学，结果只能如彭定求所言，“自托于程朱，而实自绝之”。
不过，与彭定求时代几乎完全重合的李光地，如本文开篇所言，作为康熙最为宠信而位极人臣的“理学名臣”，其实恰是一位“节行亏丧者”。[23]正是由于李光地的时代与彭定求完全重合，并且李光地以提倡程朱理学尤其朱子学名世，一旦李氏节行有亏，势必直接成为彭定求心中的“反面教员”。彭定求在《儒门法语》中再三致意于“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其心目中引以为鉴者，恐怕不能没有李光地的影子。《儒门法语》中指斥的种种，如“口说日炽，躬行日衰”、“以传注为帖括之资，经生家句诠字释，不过纸上陈言、口头习语，藉以希世干禄”，可以李光地为对象，似乎并不为过。
当然，李光地不足以为程朱理学的真正表率，这充其量或许是彭定求《儒门法语》一书的直接刺激。而康熙帝提倡理学，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以至于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托程朱理学之名，而行逐名求利之实。这一虚伪与功利之风在“号为士子”中人的泛滥，应当才是彭定求在《儒门法语》中念念不忘“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的社会背景。当然，明末清初以降，儒学论说中对于“利”和“欲”的渐趋肯定，恐怕也是彭定求有感而发的一个宏观思想背景。[24]因此他对于“媚世谐俗”之徒的不以为然及其忧世与愤世之情，在〈与林云翥〉书中跃然纸上，所谓：
朱子之注“学而时习之”也，曰“学之为言效也。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便是能知必贵于能行。注“止于至善”也，曰“全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工夫更何等精密。其与濂、洛脉络，原是洞彻无间，固非沿袭举业者，以训诂为阶梯也。若象山陆子鹅湖之会，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淋漓痛快，闻者为之流涕。阳明王子著〈拔本塞源论〉，直接孟子正人心之义，未尝不深切着明。白沙陈子亦曰“名节者，道之藩篱。”固未有理学而不名节者也。若徒缀葺册子，纷论异同，便儗自附坛坫，以为媚世谐俗之径迹，其趋向正在乡愿之巢窟，而自绝于狂狷之可以羽翼中行者矣。纵使著作等身，正蹈程子玩物丧志之戒。其可耳食焉，而堕其术中乎？[25]
世风沦丧，相率于寡廉鲜耻，恬不知怪；骎骎乎人禽之关，置之不讲，尚何讲学之有？[26]
而他的六世孙彭启丰在《儒门法语》〈后序〉中如下的言语，同样也是情见乎辞，极能得其先祖之心。所谓：
其言类皆言近指远，而中学者隐微沈痼之疾。令其憬然剔然，发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以自反于人道之常而已矣。……自功利之焰炽，忠信之说入乎耳出乎口，徒以邀时誉而取世资，其视圣贤若以为非人所可为，而其视固亦不复知其所以为人之道。
钱穆先生曾在论李光地、张烈的品节之后指出：“以若是之人才，若是之心术，相与鼓噪而言正学，结帝王之欢固有余，服豪杰之气则不足，宜乎非难之蜂起也。”[27]诚然，如果托名程朱理学者不过是些“媚世谐俗”之徒，像彭定求那样的豪杰之士为阳明学鸣不平，[28]在《儒门法语》中反复强调“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即便康熙对于程朱理学确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他利用和操纵这一文化象征符号以收天下之心的一面，也是无法否认的。而一旦某种学术思想与权势结合，尤其是可以成为沽名渔利的手段，那些“中无特操”的“寡廉鲜耻”之辈，必定会风起云涌，托名旗下。如此一来造成的所谓兴盛，最终却只会成为这种学术思想的“死亡之吻”（kissofdeath）。直至今日，这一在儒学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依然没有随风而逝。当然，那些真正的豪杰之士，也同样前仆后继，不绝如缕，越是在自己信奉的学术思想受到官方提倡而容易成为虚伪之徒“希世干禄”的手段时，越是会像彭定求的《儒门法语》那样，敲响“明义利之辨，决诚伪之几”的“警世钟”。
-全文完-
本文收入作者《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北京：中华书局，）
感谢彭國翔老师赐稿！
注释
[1]钱穆先生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章所论者，仅李穆堂一人。而黄进兴先生对于李穆堂的研究，则是较为少见的以清初肯定王学者为对象的专书，见其Philosophy,Philology,andPoliticsinEighteenth-century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梁启超在言及清初学术论辩时称“而黄梨洲一派大率左袒阳明，内中彭定求的《阳明释毁录》最为激烈。”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页。按：此处任公所谓“《阳明释毁录》”，当即为“《姚江释毁录》”。钱穆先生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持论与梁启超虽多有不同，但“朱陆异同”的观察视角则一。并且，在梁、钱两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彭定求都只是被一笔带过而已。如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关彭定求仅一句话，所谓“故彭定求南畇遂有《阳明释毁录》之作”。而所论正在李穆堂一章中“清初之朱陆异同论”一节。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页。二十一世纪伊始，史革新在其《清代理学史》上卷一书虽对彭定求有数页着墨，较梁、钱稍详，但却同是样在“程朱、陆王之争”一节中，将彭定求定位为王学的辩护者。见氏著《清代理学史》上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页-。
[3]有关彭定求的生平事迹，参见罗有高所撰〈彭公定求行状〉，收入《碑传集》卷四十四，见《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页。
[4]晚近有不少关于李光地研究的力作，例如，英语世界即有On-ChoNg（伍安祖）的Cheng-ZhuConfucianismintheEarlyQing:LiGuangdiandQingLearning一书。
[5]笔者所见和所用的这部民国承业堂本现存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
[6]〈儒门法语题词〉五条也收入彭定求的《南畇文稿》卷十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册，页。下引《南畇文稿》皆据此本，不另注。
[7]此外，彭定求也的确为像《太上感应篇》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劝善文”写过序，如〈感应篇疏衍序〉、〈感应篇汇传集序〉、〈感应篇图说序〉、〈重刻文昌化书序〉。俱收《南畇文稿》卷二。以往曾有彭定求编篡《道藏辑要》的传说，但早已为研究道教史的专家学者论证为子虚乌有。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年即指出此点，参见吉冈义豊：《道教经典史论》（东京：道教刊行会，年），页-76。后来柳存仁又有进一步的论证，参见LiuTs’un-yan（柳存仁），“TheCompilationandHistoricalValueoftheTao-tsang,”inEssaysontheSourcesofChineseHistory,eds.Leslie,DonaldD.,ColinMackerras,andWangGungwu(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pp.-。在年11月11-12日高雄中山大学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MonicaEsposito在其所撰〈《道藏辑要》及其编篡的历史——试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经书目问题〉一文中，继续这一论点。最近尹志华在年《中国道教》第1期上，则更加详细地论证彭定求与《道藏辑要》的编篡无关。
[8]《南畇文稿》，页。
[9]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四，〈经学〉。
[10]吴光酉等：《陆陇其年谱》（北京：中华书局，），页2。
[11]彭定求：《姚江释毁录》卷二，光绪七年刻本。
[12]《朱子语类》卷十二。
[13]《南畇文稿》卷十二，页上。
[14]《南畇文稿》卷十二，页上。
[15]《南畇文稿》卷十二，页下。
[16]彭定求〈紫阳朱氏宗谱序〉见《南畇文稿》卷二，页上-上。
[17]《南畇文稿》卷十二，页下。
[18]史革新将《儒门法语》和《姚江释毁录》一道称为“鼓吹王学思想的著述”，见其〈晚清陆王心学复苏的若干考察〉，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
[19]其实，彭定求超越程朱、陆王之争的典范，从《儒门法语》的选材也可以看出。该书首录朱子和象山，而所选内容为两家“明义利”、“决诚伪”的共论，已见其平视两家的意图。而有明一朝，所选也并非只有阳明学者。薛瑄、吴与弼、陈白沙三位明代前期的学者自不必论，在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这些自成一格而不属于阳明学的学者之外，更有冯少墟、吕坤这样以经世济民见长而与阳明学并无干系的儒者。
[20]汤斌：《汤斌集》上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页。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但梁启超同时也指出陆陇其“天分不高，性情又失之狷狭”、“能力真平常”。同书，页。
[22]陆宝千：《清代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页。
[23]李光地上康熙书所谓“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极尽献媚之能事。钱穆先生曾不惜篇幅引李光地此书，称“光地实小人，富贵煊赫，不足掩其丑。”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
[24]关于明清之际儒学论说中对于“利”和“欲”的渐趋肯定，迄今为止学界已有相当的检讨，较有代表性的如余英时先生〈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向〉等有关明清之际的研究论文。亦可参见余安邦、熊秉真编论文集《情欲明清——遂欲篇》（台北：麦田出版社，）等相关文集。
[25]《南畇文稿》，页下。
[26]《南畇文稿》，页上。
[2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
[28]自明末以来，不少学者将明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学的泛滥，从顾炎武到陆陇其的《学术辨》，都是如此。但彭定求却不以为然，他的如下辩驳铿锵有力，所谓：“谓明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盗寇，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狱阳明。嗟夫，诚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说互相警觉，互相提撕，则必不敢招权纳贿，则必不敢妨贤虐忠，则必不敢纵盗戕民！识者方恨阳明之道不行，不图诬之者颠倒黑白，逞戈矛、弄簧故，至于斯极也。”见罗有高：〈彭公定求行状〉，《碑传集》卷四十四，《清代碑传全集》上册，页。笔者多年前曾撰文〈阳明学者的“实学”辨正〉，指出非但不能将明亡的责任归于阳明学，若无一应阳明学者的鞠躬尽瘁，明亡或许更速。当时尚未见到彭定求这段言辞。如今读之颇有知音之感。
学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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