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才算是儒家

讲常识才会不自负，不自负自会讲常识。请长按潘恩肖像，识别 　　

今天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这样一种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

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鮒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鮒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鮒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鮒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鮒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有种自由主义，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义，它的特点是强调个性，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它针对小共同体、针对家庭、针对周边的人。日本在明治时代特别提倡这些，就是六亲不认只认天皇，福泽谕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同时又认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这个自由只是从你周围那个熟人社会摆脱出来，你要敢于反抗爹妈，反抗家族，敢于六亲不认。但你必须知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必须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这种人虽然是从大家庭中叛逆出来的，但他身上已经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么孝啊，基本上抛开了，等于传统的叛逆者。

还有一种，简单点说就是不满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和家庭、和传统决裂的自觉。

中国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来，儒家士大夫中就潜藏着很大的不满，有一种“从周仇秦”的情绪，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儒家的一点。“文革”中他一直讲“儒法斗争”就是这个意思，以为儒家喜欢贵族制不喜欢官僚制，喜欢分邦建国，不喜欢中央极权的大一统。

讲得简单点，喜欢那种道德社会所谓的“三代之治”，不喜欢秦以后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西方进来的思潮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是这一帮人，他们是基于对秦制的仇恨来欢迎西方的，他们认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三代本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堕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复三代的理想只有学习那些新的东西，才能颠覆家天下，才能恢复天下为公。在他们看来，民主选举就是天下为公，就是推举制，“几欲天下为公，亲亲不得三代之遗也”，一开始这个东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轨的。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因为他们都赞扬秦制，今天你衡量什么人是儒家很难说，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还是比较容易说的。

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赏毛泽东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把孔子的祖坟都刨了，一个就是直接焚书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就是投奔陈胜吴广造反的，他投奔陈胜吴广是为了抵抗秦制，伐无道、诛暴秦。

传统儒家精神怎么适应近代以来的潮流？总体上我有一个看法，近代西学东渐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欢迎，认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举之法，“己欲以天下为公”，而从秦以后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为这和我们以前的理想是一样的。

晚清最早引进西学的时候，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这些东西很长时间是没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个人主义是从日本传来的。

现在的我们，仍然是要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奋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人认为儒家的传统资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从传统以及近代历史看，的确是这样。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

怎样算是儒家？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

儒家是反对科举制度的

以下为《第五集：乡选科举》的节目实录：

第一节乡举里选只适用于小共同体

儒家的“性善论”表现在用人方面，它讲究的是“乡举里选”，就是以小共同体为单位，上面挑选和下面的推荐相结合，结合的标准就是道德，道德的评价主体是“乡里”，所以叫“乡举里选”。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乡举里选”能实行吗？其实如果本来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这个制度肯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制度，它的评价标准是在乡里，乡里其实都是带有小圈子的色彩，就是小共同体本位，你推荐上去的都是对这个乡里有情感的人。当然如果在上面执政，免不了就会去考虑乡土的利益，可是皇上用你是为了让你为他来干活的，不是为了让你来给老乡干活的。所以后来虽然关于“乡举里选”的一套说法仍然流传，但是实际上搞的和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不但没有关系，还都是倒过来的。

第二节科举制度不是为了选拔善人

科举考试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挑选官员的办法。大家记得吗？上京赶考的那个考试叫做会试，产生的是进士。那么要取得上京赶考的资格，首先要通过省里的考试，在省里的考试叫乡试，乡试如果通过了，你就成为举人，就可以参加北京的会试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既然在省里考试，为什么叫乡试吗？不叫省试呢？叫乡试为什么不在乡里考呢？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举人是什么意思？举人就是下面推荐上去的人。

如果你考上举人这个事儿，人家文绉绉地会说你“荣当乡荐”“得荐乡书”，也就是你受到了推荐，你是荐举上去的。那么荐举上去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以道德为标准，比如“举孝廉”“举贤良方正”，还有举一些别的，都是说你的道德很高尚，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可是科举考试是依靠乡里认同你的道德，就把你推荐上去的吗？当然不是，科举考试说穿了就是以文辞取人，你的文章作得好，你的道德根本就没有办法考察的。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逐渐以八股文作为科举的正常文体，八股文更是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道德水平的，因为八股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智力游戏，其实考的是你的智力，和你的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三节科举制度只为选拔聪明人

有人说科举制度没有用，但是它作为一个智力测验毫无疑问是很成功的。人们经常指责说科举制度出来的人，没有治国的真本事，说把精力都用在做八股文上了，为什么精力要用在做八股文上？因为八股文真的是很难做，你不仅要用功，而且你还要得有天分，有的人就是做不成这个东西，因为它对格律什么的都很有讲究，有点像填词，平仄对仗，整个是非常难做的。八股文做得好的人，不可能是笨的人，但是不是有道德的人，乃至于是不是有治国的真本领，其实是无所谓的。

科举制度可以做到一点，就是朝廷可以把所有的聪明人都控制起来，套在它的那个利禄的圈子里头。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唐代搞科举的时候，唐太宗跑去视察了下考场，看见那些天下最聪明的人都在那里埋头写卷子，他很高兴，就讲了一句话，叫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就是天下的英雄都入了我的圈套了。需要注意的是，他说的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并没有说是天下的好人、天下的贤良、天下的善人“入吾彀中”。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唐太宗心目中，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是选拔善人的。什么叫“英雄”呢？我们现在讲英雄，好像是带有一种道德上的褒义，比如说雷锋，我们说他是一个英雄，古代汉语没有这一套。古代汉语中的英雄是完全就是一个非道德的概念，扬雄说过“多智为英，大胆为雄”，你聪明那就是英，那大胆你就是雄，既聪明又大胆的人是什么人呢？往往都是一些野心家。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话，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然后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英雄就是我们俩，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俩是大善人，而是说我们俩既聪明又大胆，是所谓的豪杰。其实啊，从曹操嘴里说的这个“英雄”，和我们现在讲的带有贬义的“枭雄”几乎就是同义词。所以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根本选的就不是什么善良人或者是道德高尚的人，他就是要控制那个智力资源，讲得简单点，把聪明人给控制起来。

可是既然你是这样的一种动机，那为什么考上的人又叫作“孝廉”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汉武帝以后，大家名义上还要讲我们都是儒家，所以儒家的用语他们都保留着，但实际上做的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既不是荐举制，也不是考道德，而且与乡里都无关，但是它还是用这一套话语。而且说实在的，这个东西也不可能以道德为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科举考试强调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客观性，不但你道德不能体现出来，甚至连你的真实想法都不能体现出来，原来的科举考试不是这样的。

原来的科举考试主要的得分点是什么呢？在隋唐的时候，主要的得分点是所谓的策论，就是皇上根据国家现在的情况，给你出一道题，让你写一篇论文，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要搞走出去，就给你出一道题，怎么开展一带一路；民族问题很尖锐，就给你出一道题，怎么治理新疆等等。这些题目是真的需要你自己有思想的，而且真的也和治国是有关的。可是后来就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题目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一旦没有标准答案，他的评价就往往是由那个主考的人的倾向来决定。比如主考的人是一个左派，那他就很可能把左派观点的人都录取了，就不录取右派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右派，他就很可能就把右派观点的试卷都录取了。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皇上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你们拉帮结派。同样观点的人就容易形成一些派别，而皇上是最不希望这样的，皇上希望全国的人只认他不认别人，当然就不希望有那种偏向在里头。那没有偏向在里头怎么办？只好尽量回避这个思想。所以，越到后来，出的题目就越没有意思，但是格式就搞得越来越难，就完全是在玩弄小聪明上下功夫，他也不需要你有什么思想，因为在太平盛世，当那种县官说实在的，也不太需要多大的学问。但是有一点，聪明的人都被他控制起来了，那想要造反的人都剩下一些傻瓜了，就比较好对付，他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第四节儒家反对科举制度

那么这么一个制度安排，说实在的，可以说和“性善论”、和教化论和“乡举里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些话还是要这样讲。所以中国以后的这个事儿，你要说受到儒家的影响，的确会影响很深，这些人都一直留着，但是实际上做的事儿，和儒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少科举制度就和儒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就是儒家是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搞的，所以科举考试的取材范围、命题范围也越来越窄，到了明清以后，干脆就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所有的答卷都不能违背朱熹的这个说法。

那么你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很符合儒家了吧？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从科举代替察举制开始，一代一代的大儒都对科举制度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制度是葬送我们儒家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科举制度第一就是这么一搞，乡里的那些亲情伦理都没有了。第二，这个做法完全不讲道德，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玩玩小聪明就行。第三，这种办法培养出来的人是没有任何理想的，就是为了拿这个东西做敲门砖来谋取一官半职的。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儒家的道统、我们儒家的道德理想怎么才能实现呢？所以，一代一代的儒家都讲，科举制度要不得，科举制度以前的察举、九品中正，当然最好的就是乡举里选，这个东西要恢复。尤其有意思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后来都成了科举的标准的题库和答案了，但恰恰是朱熹骂科举骂得很厉害，说科举搞得越来越不像话了，他说哪怕乡举里选不能恢复，就是九品中正都比这种做法要好。而且他还说，我们宋朝之所以不成气候，就是因为我们搞的不是儒家，而是搞的用功名利禄来引诱人的这种东西。他是南宋人，他说你还要想北伐中原，除非你几十年不科举才有这个可能，你如果搞科举，肯定是没有出息的。所以，这个儒家都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那么晚清之所以中国在任何改革都还没有进行，连辫子都还没有剪掉的情况下，首先就把科举给废掉了，现在很多人说，晚清的人太激进了，接受西学接受得太多了。可是这里我要讲，科举制是最早被废的一种制度，恰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国的传统中，呼吁废科举的呼声一直就没有断过的，这种声音用不着西学来，中国本来就有很强烈的这种呼声。

第五节儒家重视道德教化

那好了，我这里讲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儒家是讲性善论的，那么讲性善论，因此就推出教化论，它重视教化，不主张用功名利禄去诱惑人，不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人，主张伦理中心主义、考察人要重视道德。那么要重视道德，当然常用的做法就是推荐，那么他主张的荐贤制，所谓的乡举里选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要推荐，当然有一个假定，推荐的人要出于公心，所以这个本身也是要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如果假设天下的人都是图谋不轨的，那当然就不可能指望推荐人，因为一推荐就会拉帮结派，而且假设这些人都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都是出于公心的，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不过，老实说，如果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你推荐下来的人只是治理这个熟人社会，那兴许没有多大问题，小圈子就小圈子，但是如果你要治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么这一套恐怕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第六节儒家讲究权责对应

那么第三，儒家的主张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虽然强调有上下尊卑之分，但是这个上下尊卑是需要权责对应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温情脉脉的背景下，你作为父亲你对子女有权利，你同时也对子女要尽爱护的责任，也就是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才能像个儿子，父父子子，父亲要爱护、抚养子女，子女才会孝敬父亲，这个权利和责任是对应的，父权它另一面就是父责。但是儒家用什么来保证这一点呢？它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一点，在小共同体内那就是靠亲情，在陌生人社会怎么办呢？在陌生人社会那就是靠所谓的革命。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如果对我不好，那么我就把你推翻了，就是“君视臣如手足，臣待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你不把臣民当人，臣民也就把你当作敌人。

那么这一点其实是，其实是我觉得具有普世性的，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人类社会是没有管人的人和被管的人的区别，无政府主义很难实现。但是如果有这两种人，那么这两种人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当然应该是权责对应的，一方面他有权力管我们，另一个方面我们有权利要求他给我们提供应有的服务，就是他要对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之所以给他这个权力，就是要让他为我们提供服务的。讲得简单一点，他应该是我们雇用的公仆，我们之所以雇他、之所以给他授权，就是要让他尽他的责任。

儒家说，应该实现这一点，君臣关系应该像父子关系这样，权责是应该对应的。但是法家就认为根本就不应该，皇上即使把你全家都杀了，你仍然必须忠于他，权责根本就不应该对应。儒家的权责对应，他在小共同体内只能靠亲情，在大共同体内实际上是要靠试错的。所谓试错，就是如果你是个暴君，我就把你推翻，如果你是个好皇帝，我才能认可。可是这个试错的成本应该是很高的，假如真的有一个暴君，那我们把他推翻了要付出代价，大家都知道搞革命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流血成河。而且更大的问题是，你推翻了他，能够保证下一个就是好皇帝吗？没准下一个又是坏的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后人应该有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权责对应。比如说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向你授权，这个授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满足某某条件。那么如果我发现你没有履行这个契约，我就可以解除你的这个身份，而不需要通过暴力。其实说穿了，我们现在讲的宪政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也可以说宪政民主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要解决儒家的理想，就是用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个权责对应，尤其是大共同体内的权责对应，就是陌生人社会中的权责对应，因为陌生人社会是不可能只靠亲情伦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权责对应，它是符合儒家的理想的，只是儒家并没有提出实现这种理想应该有的一些条件，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些制度。但是说实在的，你也不能怪儒家，因为一种可行制度的探索，本身也是人类文明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今天讲的宪政也好、民主也好，即使在西方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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