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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塘村消逝的光影一
(一)
父亲带我们去看电影,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记忆里的父亲,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像夏日里的一阵风,穿过海岛的田野、盐场与马尾松林,带我们去看露天电影。那时的父亲身板结实、有劲。那时的祖母未老,母亲貌美。
那是东塘村年轻的时候,路上走的多像父亲这样阳刚的男人。在井边洗衣的多像母亲那样阴柔的女人。那时的男人在路上碰面,老远就打招呼,洪亮的声音可以在村庄的上空缭绕许久;那时的女人在井边洗衣聊天,连绵的絮语像河岸飘荡的芦花,柔软而又轻盈……
年轻的村庄,总有一些人想做一些不安分的事,以此消散过剩的精力,排遣苦闷和无聊。苦闷在村人的心中沉淀已久,无聊就成了积压在村庄上空的云朵。乌压压的云朵,需要下几场大雨来消散。
发生在村庄里的那一场场“大雨”,有时并非来自天空。那来自野地里偷情时淋漓的汗水,村口妇女吵架时飞溅的唾沫,还有本村人与邻村人之间的群架互殴,都是村民消耗精力时制造的雨景。当然还有短暂的阵雨,比如越剧老头的儿子疯狂地追求着李大白眼的女儿。他们的相遇,像村庄上空的云朵碰撞时的霎那,有闪电和雷鸣。
可是,这一场场大雨,依然无法消散整个村庄在春天积蓄的精力。于是,老天就安排了漫长的雨季,让村民拖着沉重的双腿在泥泞的田间播种插秧。如果他够勤劳,精力又充沛,可以赶在雨季结束之前,安心回家抱老婆睡觉。春天里的女人,是另一片需要开垦的水田地,而男人依然是个播种者。
整个雨季唯有勤劳的播种者可以安然度过。在海上漂泊的渔民或在外游荡的浪子,都不在村庄原来的世界里。有一天,他们回来了就把外面的世界带来塞入封闭的村庄。于是,年轻的村庄开始膨胀,空间变得更大,时间也变得更加轻盈。村人踩着一缕缕炊烟漫步到云朵上,在上面喝酒谈情话,指点着外面的世界和村庄里发生的事。
当“善琴烂黄鱼”讲完他在城里遇到骗子的事,村人就感觉到一个伪装已久的男人和他的同伙悄悄来到了村庄;当“吃饱(吃饱)”眉飞色舞地谈起他在外面的一段艳遇,一个肤白水润妖娆的女子就活灵活现出现在村人面前,村里的光棍们听得直流口水。直到“去饱”的老婆拿着扫帚赶来打断外面世界与村庄的联系;当渔民阿大聊起他在海上的惊险,巨浪仿佛从海上呼啸而来,要把整个村庄席卷而走。当“拉胡琴”抽着烟聊起昨晚她的死鬼托梦时的情景,顿觉阴风阵阵。
在村庄盛行口语的年代,村人们用独特的方言描绘着一个个场景。直到有一天,阿三的拖拉机带来了一个叫毛二的外人。
毛二第一次来到曙光农场,醉得像一头死猪。他被众人拖到晒谷场,就直接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初夏的傍晚,在晒谷场温热的地面上,有阵阵微凉的海风吹过。海风爬过低矮的山丘、告别冒着炊烟的屋顶,吹散了羊群和白花花的云朵,然后在晒谷场上溜了一圈,爬上了毛二隆起的裤裆,吹开了他的衣扣。
黝黑的胸毛在的确亮衬衣内若隐若现,像这片土地上奔窜的一群莽汉,在风中揭盖而起,一直蔓延到腹部下方的裤裆里。他的裤链爆开着,除了红色的内裤,其余都是一团黑。没人分得清那到底是什么毛。他们也懒得去分,管它是胸毛还是鸟毛,只要能在无聊的日子里找到消遣的乐趣就可以了。
“侬看看,卵子顶勒噶大,脚拐趴勒噶开,一定是在乱梦地里讨片西。”
农场里的一些刺头儿最喜欢聊别人的闲话,光看和聊还不过瘾。他们会唆使在晒谷场玩闹的孩子们,去扒开毛二的裤裆。他们还会一本正经地编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故事,比如说毛二隆起的裤裆里藏着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造谣他是潜伏到农场的特务,现在已被隔壁村的王寡妇灌倒在地上。
“你们,谁最勇敢,敢去特务的裤裆里掏出那把残害广大妇女的武器,我就把给这粒子弹壳送给他。”随即,他拿出挂在胸前的子弹壳,又在子弹壳的开口上吹了几下。一阵清脆哨子声,把四周的孩子都吸引了过来。
“去干一份听上去正义的事,有勇士的称号,还有可以吹哨的子弹壳作奖励。”这是一件听上去很不错的事。孩子们围在毛二身边,用狗尾巴草戳他的肚脐眼。孩子们都懂这一招,如果拨去肚脐眼上的屎,风一吹进,就容易拉稀。那些年,村庄里急匆匆赶着去茅房拉稀的大人们,多半是得罪了家里的孩子。
孩子们纵然有这个绝活,也不敢面对毛二喷着酒气涨红的脸。他的脸像一座休眠时的火山,没人能料到它什么时候会爆发。浓密的胡须丛中露出一脸横肉,怪吓人的。孩子们一靠近,毛二的每一根毛发似乎都在抗议。冷不丁,他的鼻孔和喉咙一起发出激烈的呼噜声。之前可能是他的鼻子塞住,声音粗浑而低沉。现在从鼻子到喉咙一下子迸出一顿怪音,吓人魂魄。孩子们听到后跑得比晒谷场上的麻雀还快,一溜烟就不见了……
看好戏的人也纷纷散去,留下毛二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晒谷场上。他到底要睡多久,连风也不知道。风中有孩子们的嬉笑、汗水的味道、棉花地里蟋蟀的叫声、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吹出来的闲言碎语……
那几年,村庄里的闲言碎语比沙子还轻。只要风轻轻一吹,就能从一个人的耳朵吹进另一个人的耳朵里,越吹越轻,越吹越远。呆在村庄里的时间久了,人们发现那些被风吹远的记忆和闲言碎语飘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
祖母告诉我,天边还有一个叫东塘村的地方。我小时候丢失过的几个活灵曾在那里嬉戏打闹。每次都是祖母在门槛边上揪起我水性的小耳朵把我的活灵叫过来。每年冬至,祖父会在那里敲响鱼皮鼓。冬雷阵阵,祖母会点上三根细细的香火,唠叨着与另外一个世界进行交流。直到有一天,她也去了那个世界,带走了关于东塘村半个多世纪的记忆。她曾经在沙朴树下聊天时掉落的鬼怪传说渔谚民俗家族历史,像一片片故乡的落叶,被一个叫“小黑炭”的男孩珍藏至今。
在我的儿时,每当夜幕降临,幽闭的村庄就像一个电影院,以夜空作幕布,用星星作点缀,虫鸣蛙声鸟叫伴随着一场场人间悲喜剧的开幕与结束。
有人要在开幕前进来,也有人要在幕终时离开。对于离开的人,遵循“死者为大”便不再议论,而对于活着的人依旧要在这个村庄的舞台上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像他们的祖辈一样,换上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名字活下去。他们从出生后就根据经历和外貌特征把“国庆、定国、解放、伟根、光荣、国强、跃进、振华……”变成“去饱(吃饱)、乡亲们、拉胡琴、夜包车、烂黄鱼、阿三、阿定暴眼、红面孔”等绰号。
那些正儿八经的姓名被印在身份证上和户口薄里,村人被叫到姓名的时候,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进城被警察盘问的时候、大队报工分的时候、在广播里被通报批评的时候、被树立典型表扬的时候、还有就是出生、结婚和死去的时候。这些名字,都让村人变得正儿八经起来或假装正儿八经起来,让他们感觉到活得不像自己。他们只有在村庄里被叫着绰号的时候,才会嬉皮笑脸、轻松自由起来。
或许,那些粗鄙的绰号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或许,他们在这个村庄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才是真实的人生。一个个名字、一段段人生、一个个东塘村重叠在一起,谁又能分得清哪个才是真实的存在。
当毛二进入东塘村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叫“小黑炭”的男孩,在曙光农场的晒谷场上,跟其他孩子一起玩着抓人游戏。有人说毛二的老二上长满了毛,所以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毛二”,“毛二”这个名字就这样被晒谷场上的风吹进了我的耳朵。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二时的情景。他烂醉如泥,晒谷场上笨重的拖车从他的身边经过,他依然呼噜四起,浓郁的酒气随风飘荡……
晒谷场的风不知吹了多久,晒谷场上的毛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直到海风把太阳吹下了山,有人跑来叫醒了毛二。
毛二也不知道梦到了跟哪个女人在睡觉,被叫醒后一脸怒气。他拍了拍屁股,面对着农场的“吴司令”一脸匪气:“晚上我就在这放电影,你先给我弄半斤猪头肉一斤黄酒来,不然我可没力气放映。”
“吴司令”请他到农场食堂里去喝酒,毛二罢手不同意。他就喜欢坐在晒谷场上吹着海风喝着酒,周边有一大群孩子起哄玩闹,还有几个妇女问长问短跟他眉来眼去。
“吴司令”自然不能理解毛二喝酒时的浪漫和情趣。他又不敢因为这样的小事报告上面的“太君”,只得差人去食堂拿。谁叫毛二是上面指定的放映员,这也是计划里的一部分,得按指标老老实实地去完成。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有了不少黑白电视机,城里也有了电影院。但是,岛上的电视信号不稳定,去城里看电影需要摆渡漂洋过海又费钱。农场有免费的露天电影放映,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晚上曙光农场放映电影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农场,又传到了附近的村子。雨季过后,村人憋得慌。电影还没放映,人流就像潮水涌进晒谷场,场面比秋收时还热闹。有小流氓混在挤压人群中趁机揩油摸大姑娘屁股的、有到晒谷场屋顶看星星谈恋爱的、有卖麦芽糖、瓜子棒冰和黄色小说的,当然大部分人是赶来看电影的。在密集的人群里,我突然有点想念父亲。我希望此时他出现在晒谷场上,一手把我拎到他的肩膀上,蛮横地挤过人群。
父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丁光荣。人们用方言叫出他名字时,意思就成了“最光荣”。虽然是占了点姓氏的光,但是父亲平日里也确实想做点光荣的事。他爱打抱不平,重义气,只是酒喝多了把握不了分寸。
分寸是一个非常规矩的词,像村庄里从不爱出头的三阿婆。她最懂村庄里的分寸,深谙“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当她听说儿子阿毛要跟着我父亲去隔壁村偷鸡时,赶紧小脚跑过来阻拦。每年秋收,村人要去农场地里捡漏,她得看看农场吴司令的脸色。对于田地里残余的西瓜和棉花,抠门的吴司令都不当回事了,她才壮起胆子赶过去捡一点。别人对她太好也不行,要是多送给她一些东西,她就心里估摸着他人的算计。别人对她不好也不行,她嘴上总挂一句凭什么他家有我家没有。有时,孩子们奔跑着经过他家门口,她都会时刻提醒着慢慢走、慢慢走,生怕孩子们在她家门前摔了一跤。她一辈子随着村庄里的大流,不敢前,也不敢后,大家做什么她拿捏着分寸也做什么。
村庄既有一辈子守着本分的人,也有做事出格的人,比如我的父亲。父亲不跑船时一身酒气,还有一身不经大脑思考的洪荒之力。
有一年,村人希望父亲出头去乡里说说给村里接通自来水的事情,因为我们村比别的村都晚了大半年还没有消息。父亲一身酒气来到乡镇府,见他们喝着茶悠哉哉说着什么一切按计划行事,你们村偏远一点就晚一点处理,然后继续喝着茶翻阅报纸。父亲一来气酒劲就上来了,掀翻了他们的办公桌,砸烂了乡镇府的门窗。到了半夜,警车闪烁着神气的光芒“滴噜、滴噜”地在我家门口响个不停。那时父亲特别迷恋电影《追捕》里的杜丘,跑船时还特意去上海买了件灰色风衣。那晚父亲被警车带走时,一脸正气,面对警察,披上风衣,点上一根烟就走了。凌晨六点又被警车送了过来,是我阿爷以前的一个同事把他保释出来的。
那时候,时光流得慢,乡里报个警都须要半天功夫。时光慢得有些难熬,好不容易村人等到了丁光荣被抓进去的消息,可把他们乐坏了,多带劲的消息啊。父亲也很懂村人的心思,这是多年来形成的默契。村人看似前来关心我父亲,其实是来看好戏的。父亲配合着他们,把如何砸烂乡镇府替村人出了口鸟气,又如何进警察局大义凛然的情节讲得活灵活现,在村里骗了不少酒喝。当然也有些添油加醋的情节,比如警察叫他凌晨可以回去了,他硬不回去对警察说老子就喜欢在警局睡觉。其实是口袋里没带一分钱,讨钱借钱面子上又过不去。最后,警察看他山野村夫如此刁蛮死赖着不走,只能把他遣送到东塘村来。
年轻时,有人说他父亲长得像电影《追捕》里的杜丘,这是他听过的最开心的事。幸好电影里的《杜丘之歌》旋律简单,光哼唱就可以了。“啦~呀~啦”在硬汉情怀的旋律中,父亲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像夏日里的一阵风,穿过海岛的田野、盐场与马尾松林……
“爸爸,阿爷和阿太到底在这条路上种了多少棵马尾松?”
“和以后爸爸妈妈要生的孩子一样多。”
“爸爸,盐场过去是哪里?”
“是大海。”
“大海过去呢?”
“是沈家门。”
“沈家门有电影吗?”
“那里每天都有电影放。”
夏天的马路上不时划过小剃头悠长的卖棒冰声,他卖力地叫喊着“棒冰,棒冰,火热棒冰……”在闷热的夏天,那是最性感的声音。
这时父亲会停下来买几根棒冰吃,小剃头的棒冰箱用厚厚的棉布裹得严严的。他先问要什么棒冰,那时就两样棒冰,一种是2角5分的赤豆,还有一种是3角5分的奶油棒冰。他问清楚后,迅速打开箱子,熟练地摸出几根棒冰递到我手上,果然是冒出“热气腾腾”的火热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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