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阅读的精选读物马基雅维利的喜剧,

今日推荐：《马基雅维利的喜剧（“经典与解释”第10期）》作者：刘小枫;陈少明。搜索书名开始观看吧～

-----精选段落-----

旧文新刊

土地辟

田野治

传说举于版筑之间

他叫张三

这所儿空房住兵了

那床睡仨人

此外像“授受”、“学”、

其实西洋人在“充足表达律”之下，倒有时候儿可以随便点儿。“被尝”可以说“Thesugartastessweet”，“被租出去”可以说“Iveahousetolet”。如果叫咱们的学者批评，大概得说英国人说错了！我有一位学物理的朋友，在著述的时候，曾经犹豫“量长度的单位叫米达”是否该说“被叫米达”。其实米达是不会叫别人的；如果添上“被”，倒违反了“充足表达律”，成了废话了。

亦许有人要问，如果不用“主词”和“受词”这两个术语，又不用“主动”和“被动”这两个概念，那么“我打你”和“你打我”的分别究竟在哪儿呐？要回答这个问题，必得先讨论一般人所叫的“主词”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请看下面的例：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

诸侯多谋伐寡人者

地未有过千里者

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大旱望云霓

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

他死了一个儿子

若飞放了学了

这些句子起头的词，事实上只能相当于西方语言的ablative或locativecase，并不相当于nominative。对于咱们，这种分斤掰两是用不着的。咱们认为这些都是由核心发展出来的，他们的作用是规定核心。咱们称他们为核心的“前规定”。他们与“后规定”的词，如“我打你”之“你”是不同的。他们对于核心的规定是限制性的、缩小性的：无论他打，你打，人打，狗打，总不会影响“打”的字典价值。

反之，后规定字之影响核心，则是增加性的、扩张性的。因此，“打票”，“打盹儿”，“打水”，“打伙”，“打灯笼”，“打光棍儿”之中，打的字典价值则大受影响。好些引申义都是这么来的。中国语中，后规定与核心的关系极密，出现的次数极多，所以一般人常会受类推作用的影响而把所有两个语词连用的都认为这种关系。在北平，一个大学生说：“老王自不了杀。”又有一个大夫说：“淋病都是性了交以后得的。”这种用法，日子一久，亦可以得社会的承认与通用。最明显的例就是“鞠躬”本和“芎”是同源的联绵字，现在可以说“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这种办法甚至于应用到外来语上去：中学生在篮球场上抱怨，说，“叫他怕司，他不怕司，鏖了赛了！”——鏖赛=outside。在这一点上，中国语与印欧系语言的精神是迥乎不同的。了解了这一点，亦就不致感觉“下雨”有什么奇怪，一定把他改成“天下雨”了，亦不至于认为“下”像一枝箭似的由“天”射到“雨”上了。

最近，关于中国语法的研究似乎蓬蓬勃勃的甚嚣尘上了。成绩如何，未敢轻率就下判断。不过我敢断言一句：如果不把这些西方人的错觉与成见彻底刷洗干净，如果不以一种新认识论作基础，而仍然把语法系统建立在亚力士多德的二元哲学与演绎逻辑上，那便只有两条死路可走：第一条是把中国语词分为八品、九品或一万品词，然后再用“名词动用”、“动词名用”来把分好的界限再通通打消。第二条是本着良心不承认中国语中有什么词品，但因为打不破二元哲学和演绎逻辑的樊笼，结果仍是不成体系而已。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在徐州写成初稿，九月十四日在台北改作的。

引自：《国文月刊》第五十三期

譬喻与修辞

郭绍虞

一

譬喻，是修辞格中的重要法门。他的重要，即因（1）可以看出作者的创造能力；（2）可以在文辞上多方面的应用。我们只需看徐元太辑的《喻林》有一百二十卷，而吕珮芬辑的《经言明喻篇》，于《十三经》中总得喻词七千三百九十一条，也可知作者之如何创造喻词，与喻词之如何应用于文辞了。

何以说譬喻可以看出作者的创造能力呢？

这即因譬喻格在心理上的基础，是出于心理上的联合作用。心理学上所称联合作用，普通只指观念的联合，实则联合是精神现象中普遍的法则，不仅观念是这样，即感情，意志等一切精神现象也可以作如是观。诗人文人最富于想象，也最善于联想，利用心理上联合作用中之类似联合以应用于文辞，那就成为修辞上的譬喻格了。

类似联合起于种类之近似，例如言拿破仑则很容易联想到项羽，言唐明皇也很容易联想到汉武帝。这种联想，在一般人也优为之，本不足奇，不足见修辞之妙；但在文人用来，则一经匠心，便见妙谛，那就可以看出创造的能力了。

譬喻之妙，第一在能“化”，化就不落滞相。苏东坡尝问人：“荔枝何所似？”有人以为荔枝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这即因为滞而不化的缘故。东坡说：“荔枝似江瑶柱”，那即是“化”了。滞则泥于形貌，化则会其神味。泥于形貌的，大体虽似必有不似之点，所以一再拟譬，结果反成为大不类似。刘子《审名篇》云：“今指犬似人，指白似黑，则不类矣。转以类推，以此象彼，谓犬似獲，獲似狙，狙似人，则犬似人矣；谓白似缃，缃似黄，黄似朱，朱似紫，紫似绀，绀似黑，则白成黑矣。”这即是譬喻泥于形貌的弊病。因此，拟物虽必于其伦，然而设譬却又以不伦不类为妙。必于不伦不类之中窥出极伦极类之点，才尽设譬妙用。这即是《文心雕龙》所说的：“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第二在能“新”，新就不出沿袭。如《左传》隐公六年引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此譬本不失为创造，所以也颇有说明事物的力量，但是后人作文也往往沿袭，举以为譬，那就陈陈相因，只觉得滥熟可厌了。如《淮南子》《说山训》云：“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后汉书》《范滂传》云：“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晋书》《张轨传》云：“夫除恶人犹农夫之去草，令绝其本，勿使能滋。”由这些例言，琢句虽较整洁，命意却不见新颖，即因出于沿袭的缘故。易顺鼎《琴志楼摘句诗话》每自诩用意设想之奇，却也是设喻的一个法门。如云：

由梧州赴桂林舟行漓江道中得句云：“四山云似饭初熟，一路滩如花乱开。”上句前人已道及，下句则前人所未道，不得谓非极新极奇之诗境矣。

《四魂集》中如……“紧急春寒如战事，迟延花信似家书！”……何其用意之新颖也。

必须如此用意设想，始能不落俗套。近人钱钟书的小说也最长于设譬，所举的都是眼前事物，但是说来却能戛戛生新。

第三在能“切”，切则不会蒙眬。《文心雕龙》谓：“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切本是设譬最重要的条件，不过必须与能化能新之后，再讲究切，才见创造能力；否则，反只觉其泛泛而不觉其切至。韩愈于诗，颇能设譬，但其文中所用的譬喻则未必尽佳。如《其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云：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他以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比喻自己之穷饿，说得可谓十分剀切，然在人家看来，总觉这个比喻太平凡了，尽管说得剀切，不会有动于中；再有，总觉他的穷饿还不到这般危急的境地，也就用不到大声疾呼狂奔尽气以救之。所以只见他的痛哭陈词，不见人之“往而全之”。又如刘劭《人物志》云：“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若夫鸡之于牛，亦贯体之大小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这即因用喻不切，反致授人以驳难之资。平原君同毛遂说：“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这是一个很好很切的比喻。毛遂虽欲有所申辩，但是只能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他只能说未得处囊中，对于这比喻是无可驳难的。这即是切至的关系。

第四再讲到“韵”。有韵即不会俗。俗的原因，由于设想不高。盖譬喻重在联想，而联想所及，即可以看出各人的下意识；人品高下，往往无意流露，所以喻义亦不宜过俗。近人所著《中国诗坛之昨日和明日》曾引一首新诗：“达观吧！天地似乎个大饭桶，人们便是上边爬来爬去的苍蝇。”这即本于昔人所谓“蝇营”的意思，然而说得更为露骨，使人读了，总觉得既熟且俗。辛稼轩的《粉蝶儿》词起句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后半句云：“而今春如轻薄荡子难久。”此两喻可说并不熟，然而陈焯《白雨斋词话》犹病其纤陋，那即因设想之不高。设想不高，则譬喻也容易受人以柄。《墨子》《耕柱篇》有一则云：

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狶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狶。”

这即反以譬喻害事。所以诗人设喻，一定要刊落凡想，迥不犹人。李黼平《读杜韩笔记》云：“章八元《慈恩寺塔诗》云：‘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攀霄似出笼。’状登塔情事愈真愈俗。杜句云：‘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与章作意同而雅、郑别矣。”可知雅、郑之分即在设想之高下。《曾文正公家书》论到韩愈五言诗，称其“可骇处如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这即因其想入非非，怪奇突兀，而一经拈出，却又是确切不移。所以曾公说：‘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自然不会熟，也自然不会俗。

所以从这些方面而言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创造能力。

二

何以说譬喻又可在文辞上多方面的应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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