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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美国颠覆中国的策略与手段



从满清到民国:看不见的暗线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社会达尔文思想。

先进也会挨打,这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南宋亡于蒙元,明朝亡于满清,都是野蛮战胜了文明。

如果,挨打是因为落后的这一逻辑成立,中国早应该放弃自己的文明,改学蒙古人的游牧文明,骑马抢劫才对。

共济会炮制的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严复用《天演论》引进中国,到晚年幡然醒悟,先生说:“欧罗马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战败,绝不能证明中国的文明是落后的,必须学习打败中国的西方强盗文明。而要回到问题的本身:要像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健全军事。

一句话,增强综合国力。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所做的:大政奉还,中央集权,举国之力推进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曾国藩的洋务运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军事、经济等物质层面上的西化,在政治和学术上则固守传统。

由于甲午战败,救亡激情压倒理智,急于求成的精英人士走上激进的道路。当年,辜鸿铭等先贤称,康党是中国的“雅各宾派”。

慈禧变法,辜鸿铭于年上书极力反对,先生言:“今日民生凋敝,一意汲汲于筹饷练兵,慕奇功,求速效,适足以致内乱耳。古人有言,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

辜先生真是先知,三年后,清廷果然亡于新军倒戈。

(近来的影视作品里,辜鸿铭先生的形像才开始正面起来)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因“保路运动”分散清军的兵力;保路运动的起因,是股市暴跌钱庄破产;上海股市暴跌,是华尔街犹太资本的直接运作。

大一统中国的颠覆,非革命党人的努力,而有一条看不见的暗线。

辜鸿铭先生力劝当政者:“吾国制度之大纲要领,远胜于西洋自由民主之乱政,故决不可变更而从西制……”

辛亥革命大不同于陈胜、吴广起义,本质上是精英人士发起的运动,底层百姓没有参与,老百姓对此甚至有些不理解。

孙中山先生成长于国外,全面接受西方教育,其三民主义在价值制度上以西方为主体,虽然保留一些传统因素,比如尊重中华道统,但仅仅作为西方思想的补充。

在大历史视野中,辛亥革命有其正当性

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革命,非自发的革新,而是共济会操纵的、旨在全世界推翻传统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法国大革命是同一性质。

路易十六夫妇之上断头台,并不是法国人民的意愿。近年来,史学界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天主教廷已通过耶稣会,了解到共济会的阴谋(《阴谋的证明》约翰·罗比逊著)。

(路易十六与玛丽王后在断头台上)

同样,清帝退位,如果不是中国读书人的西化,以及共济会的宣传蛊惑。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中国的政教不会灭亡,国家民族不会失去凝集力。

然而,民国肇始,先是改元:废阴历(中华正朔夏历的一种贬称,而夏历是阴阳合历),易服饰,政治上行宪,多党制。

梁漱溟先生说:“在清末民初模仿旧民主之下,所引致社会风气的堕落、政治上的种种无耻,到了曹锟赂选总统赂制宪法已达极点。”

最后废经学,将十三经分割入文史哲,取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切全盘西化,全盘西体。

这就是“驱逐鞑虏”后恢复的中华,这哪里算什么中华。自古“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

这个口号下的辛亥革命,其实是一个颠覆中华文明的弥天阴谋。

孙的革命口号,是以民族来进行夷夏之别,背离了春秋大义。按夷夏之辨,坚守中华道统的清廷是正宗的华夏,皈依西方的民国是不折不扣的夷狄。

由此,中华全面崩溃,陷入长期分裂和内乱达四十年,经济不上轨道,民生凋敝,随时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言:“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第一,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以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环绕,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熟知《周易》,他认为清廷无能臣,预测满清几十年内将亡,曾国藩听后哀叹“我日夜望早死!”。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其后又是日本入侵。所以,在强大的外患面前,中国人最正确、智慧的选择是维护国家一统,象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尊王攘夷,而绝不是排满。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对中国文化战争的一次巨大胜利,让中国错过了宝贵的崛起机遇。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再就辛亥革命来看,大清帝国是这样大,其统治又是这样久,又非遇到对外战争失败那种机会,乃竟于短短三四个月内,轻轻就给推翻……”(《中国文化要义》)

(清廷覆亡时的梁漱溟先生)

北伐后,南京政府建立,废除多党、改行国民党一党训政,国家稍有起色,才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经济上,年西方经济危机,中国未受影响,反而高速增长;外交上,废除一部分不平等条约;文化上则有复兴儒家传统的“新生活运动”。

中华复兴眼看可成为现实,却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而打断。靠着黄金十年的微薄家底,民国挺了过来。如果当时仍是民主代议制,胡适等文化汉奸无疑将煽动中国青年,以把持朝野,中国的命运不堪设想。

北伐的成功,归功于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反省。“革命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努力这么多年,革命目标越来越远。孙先生意识到,承袭西方、高唱自由权利的“伪民主”,对历来散漫的中国社会是一副毒药,不能治病反而雪上加霜。

俄国革命的成功,孙先生恍然大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改组国民党,以党建军建国,后期的民国才稍有起色。

中华的政教体系,随清帝逊位而崩溃。在时代潮流下,恢复君主制已经不现实,只能以毒攻毒。这前一个“毒”,即自由民主对立面的苏俄体制。

对于民国政府在抗战最危难的关头,挽中华于不坠,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对民国政权的失败,可寄予惋惜和同情。

五四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也是民国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将“伪自由主义”的教条引入中国,造成民国的混乱,国家的重工业无法起步。这就是“伪自由主义”在国力处于劣势的国家实行后,必然得到的结果。如同今天的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等。

所谓的“民主自由”,是国家富强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国富民强的手段。错把结果当成手段,中国知识分子交了一百年学费,很多人至今还执迷不悟。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精准扶贫”才是,“教育均衡”才是。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本有两次历史机会,加快工业化进程。若此,则上世纪30年代之中国,即成世界强国。

二战后,美国如何颠覆中华民国

蒋中正对于五四诸人,始终不抱好感,深知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但是,至今仍追随五四诸人的公知、洋奴们,一再渲染蒋介石与美国如何亲善,可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耻之尤。

他们例举二个证据:庚子退款、抗日援助。

美国的确用一部分赔款办教育,建大学。但,这就是对中国的善意吗?

历史上,美国何曾对中国有过善意,西部大开发,数万名华工被当成猪仔骗到美国,无数人被折磨致死。马克·吐温的名言:“每一根铁轨下面都有一具华人的尸骨。”

这不是资本家的个人行为,年,美国国会的《排华法案》代表着国家意

志,这是一部严重歧视华人、限制华人入籍的法律,是华人正在艰难建设西部铁路时通过的法案。

(美国报刊上的排华漫画)

法案什么时候废除的——年,珍珠港事件后。可想而知,一个正在执行《排华法案》的国家,庚子退款会善意吗,这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正如今天的福特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每年几千万美金“赞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一样。

再说抗日,洋奴一说到美国抗日援助,刻意隐瞒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什么时候援助。珍珠港事件后!抗战已打了5年。中国多次求援,美国却一毛不拔,有限的贷款也要中国以仅有的矿产和桐油来做抵押。与此同时,美国却源源不断地给日本的战争机器输血,是日本石油与废钢铁最大的输出国。

故意隐瞒一部分重要事实,故意带歪节奏,这种行为真正是诛心。

二战接近尾声,美国的反华行动又开始了。美英两国至少组织过三次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均由丘吉尔、罗斯福直接下令。

年11月,蒋介石夫妇坐专机参加开罗会议,中途在印度停留,英国特工查尔斯等特工,准备上机安装炸弹,因为蒋的卫队看守严密,而无从下手。这是因为,蒋介石想要在战后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丘吉尔痛恨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其导火线是:蒋介石在印度以抵抗侵略为名,发表了演讲,会见甘地和尼赫鲁。丘吉尔恼羞成怒,召集参谋长伊斯梅上将、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召开秘密会议,指定驻华使馆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这是第一次。

年2月下旬,蒋介石夫妇去印度视察中国军队。史迪威决定制造一起喜马拉雅上空的空难。但恰逢日本发动“一号作战”,蒋临时取消了出访,精心策划三个月的暗杀流产。这是第二次,由总统罗斯福下令。

史迪威用两个理由说服罗斯福动手:一是蒋“我行我素”;二是中华民国将填补日本垮台后的权力真空,对美国亚太霸权形成新的障碍。

第三次是英美联合行动:年春,英美两国情报机构与广西军阀李济深密谋,在桂林发动政变,英国派两个空降师配合,刺杀蒋介石。但戴笠的特工抢先行动,计划胎死腹中。

  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

  谋杀的同时,美国还送来了谋杀中华文化的使者——费正清。作为一个中国通,费正清年被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派来中国。在以后几年里,费担任战略情报局中国分部的负责人。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百害无一利。作为有战略眼光的文化间谍,他的任务是摧毁中国传统。他不辞劳苦,以“自由之邦”的学者身份,以早年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师生关系,力促中国的“伪自由主义”运动。

余英时说:“费正清是年被派到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的。他常常奔走于昆明、成都、桂林等地,和留学英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广泛的接触。他早年在清华任教,因此和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更有深厚的关系。”

  费正清对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评价,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

有费正清(左二)的撑腰,蒋只能在日记中骂胡适“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

  中国人拼死抗击日寇,美国却在后方釜底抽薪,培植服务美国的汉奸势力。美国知道,国民党不过是一群军阀组成。日本投降后,只要削弱蒋介石集团的势力,中国就会回到军阀割据、一片散沙的状态。

  日本投降,正是卸磨杀驴之时。年底,马歇尔来华,杜鲁门下达“与蒋介石免谈军事援助”备忘录。前美军上校姆提曾批评美国的虚假援助,他说:“数量几十亿的发霉香烟、空气枪、廉价炸弹以及一些报废的汽车……竟将这些废物供给中国。”

  早在开罗会议,西方列强就开始布局新的“世界秩序”,包括重新瓜分中国。二战一结束,美国占领日本,按自己的思路改造日本的政治军事组织,继续让日本制约中国。

  日本是领土狭小的岛国,美国将之玩弄于鼓掌之上。不仅如此,美国还为永远拴住日本,留下了一系列诱饵,如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等。如美国所愿,几十年来,日本发挥的作用,就是一条脖子上套着锁链的牧羊犬。

  八年抗战结束,中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此时的中国需要发展,急需外力的帮助。而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拒绝任何援助。

  国民政府为了讨求美国的欢心,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年11月,与美国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据条约,中国的军民用码头,统统是美国的军港。从陆地到海洋,从商品到文化,所有地区、所有领域统统向美国开放。

这样的中国,还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与清朝末年相比,许多地方甚至不如晚清。条约签署前,美国货早已铺天盖地涌入中国,严重打击了元气大伤的中国工商业,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签署的。一经曝光,举国哗然。

民国晚期的殖民经济,注定了国民党的灭亡。但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日军,国军能历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等,支撑达八年之久。

而解放战争中,“土八路”仅用三年,就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其中的奥妙是:美国担当了神助攻的角色。

年1月31日,《蒋介石日记》中写道:

  “此次……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苏联、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

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来判断国际关系,分析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仅天真幼稚、甚至愚蠢。如果,意识形态能主导国际关系。那么,意识形态一致、甚至信仰也一致的西方国家,就不会打完惨烈的一战,又打二战。

中国人口众多,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是西方集团警惕的。西方集团所需要的,是四分五裂的中国。

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话,有助于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与盟军一道作战,领导中国走向胜利,从而,配合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后,面临着美、苏、英三强的密谋陷害,蒋介石曾经试图力挽狂澜,然而局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迫使他置身于内战。曾经用武力帮助蒋介石在大陆作战的美国,这时中断对政府军的援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国是亡于美国的谋杀。

英美财团操纵的媒体斥责戴高乐专制、独裁,只能黯然辞职

美国要谋杀的,其实不是一个“中华民国”,而是中华民族。

看不见的西方集团——共济会,他们憎恶中国,如同他们憎恨法兰西帝国一样。50年前,欲重振法兰西的“戴高乐主义”破产,戴高乐总统车黯然退场。临终前,他清醒认识到,主宰世界的共济会、或称“犹太—盎格鲁资本集团”,不容许世界上有任何强大统一的国家政体。

无论是过去的法兰西、巴西、阿根延;还是今天俄罗斯、伊朗……

当然,他们更不情愿看到的,是中国江山一统,国富民强。这与谁统治中国,用什么意识形态,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成都弘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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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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