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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何以没有素质教育
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所以文化上的事情，好坏差不多都由教育来负责或从教育上找解释。事实上使教育变成了教育教。中国的教育教既使华夏文化成为文化帝国、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又使这个古老的文化帝国安祥不变、明清以后开始落后。是非同门，利害同根，得失一体：早熟与延长了的幼儿症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同一原因。比如科举制既使经典文化不断，也出现了“断送江山八股文”这一病灶。
没有宗教，带给教育极大的伤害，就是没有树出与权力系统对抗的权威系统、没有养育出超验的价值体系，一些基本的人类生活观念都是靠氏族生活原型转变的道德，人间的理念没有根本的支撑和依据（后来王阳明弘扬出个良知之道，还备受压抑。然而其体系本身依然解决不了价值来源的问题）。没有高于权力的大理性判断和大道义评价，只能缩减为做人的道德，改变不了谁有权谁有理的这种永恒的不公正结构。也从神学体系中“脱魅”不出独立、自由的精神体系，只能造人格神、人造神——皇帝就是教皇、圣人，口谕就是圣旨，如毛主席用七八句格言领导七八亿人民。
因为没有宗教的拉动，也发育不出超然的科学系统，所以古代的官方教育基本上没有科技、数理这个维度，海通一开落后挨打。西方的科学起源于希腊的数理思维、抽象化的理性空间，出现了许多数学家、数理型的哲学家，这个咱们在早期也很发达，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比西方早期的发达。商代代周代，用道德打掉了宗教；秦国并六官用官吏打掉了人文，科技因为还是主子“作福”时代用得着的东西，所以还不能让它绝了，在官方的国家教育体系中，只是小道、小艺，尤其是选拔进士时不考它，等于完全靠民间人士的自学或官员的业余爱好来缓慢地积累。而中国又有城无市（有简单生活品的交换，没有市场经济），有国家无社会，科学的、科技的土壤是相当贫薄的。而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候，由艺术拉动了科学，开始了对未知、抽象世界的全面研究，形成他们重实验（咱们重体验）、重分析（咱们重类推）、重试验（咱们重经验）的思维品质，从而在科学技术上大大超过了东方，后来又以加速度的增长规模把咱们比成了“土人”。近代海战，中国开始维新，“学了西洋的新东西，保持了中国的坏脾气”（鲁迅语，大意），虽然有了新式学堂，但由于留学学的东西或移植过来的新东西因体制上的封闭惰性，官本位，集权，使西学没有在中国成为一种具有支配力的“形势”。新中国后，苏联在中国楔入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工程技术型”的教育体系，彻底排斥了英美教育体系，文科则更充分意识形态化，与旧传统高度一致得只是一词之转主，遂水到渠成地转了型，颇有点殖民化的味道，不可能使民族文化复兴。直到酿成“文革”，打掉了精英“精致文化”，放出了文盲“粗糙文化”，毛主席想搞革命素质取代一切的大学校，等于用革命神话取代了一切人类理性成果。
洵栖堂手作/姜志平
这种极粗略的从古到今的回顾，意在表明当代中国没有素质教育的历史原因、文化机制上的原因，这些都是当代人“宿命”式的“家庭背景”。譬如说现在通行解释的素质教育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这个解释就是古代“六艺”教育的现代版。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西周已经相当成熟。礼乐偏重德育，射御偏重体育，书数偏重智育。都为了培养君子，是贵族教育，近似英国。而今日中国的现实更应该学习美国式的开放的平民素质教育。这个“断层”既表现在用人体制上，也表现在民众观念、教育观念中，是现在拿不出像样的素质教育方案的原因之一。更直接的不利原因则是滚滚商潮鼓荡着另外的“素质教育”：权力、金钱——金权市场从生活方式上强有力地号召人们去“寡廉鲜耻、利己杀人”，过去，认为肚子饱了灵魂才会饥饿，现在看来肚子饱了灵魂更不饥饿，在那些占尽天下便宜的人的“素质”中似乎没有理性只有欲望似的。有权有钱的人俗气，有文化的人媚俗，家长教育孩子出人头地，或根本不教育；学校教育则是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考下来，包含着一个与社会的合谋：先应试然后再说。在知识经济的大时代，这样搞下去，一个民族会只成为一堆人口。
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将学校教育逼成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家国一体的格局造成了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同构性、一体化，所以当今教育问题的根本在于谁来教育这个金权市场？只有政府有权力，但政府的优势是行政能力，缺乏文化能力。知识界有文化能力却没有权力。——没有养育良知－人文精神的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何来素质及其教育？下面“回首望长城”——翻检旧家当，也只是聊补空缺而已，绝无用“民族文化”迎战世界大潮之意，梳理纵向资源只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
古代人文精神及素质教育
西方的人文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信仰系统与希腊的理性传统，中国的人文精神来源于教育。从最初的家庭内部的“默训”就规定了中国的教育是宗法制的社会管理式的“教化”：生存技能的传授、维系氏族社会群体的广泛规则都是代代人要“天天讲、年年讲”的，也就是说，原始氏族的社会教育贯穿着政治、经济、宗教、伦理的内容，教育也自然贯穿于这诸多方面。中国所谓博雅式的人文的教育类型其实就是素质教育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尔后也没滋生出重理性、科学的希腊式教育或重信仰内修的希伯来式教育。但其中包含着中国式的人文精神。
所以人文精神最简单地说就是用人道主义情怀面对世界，用人道主义精神来“文化”自己和这个世界。与之相对的是权力的“武化”与金钱的“商化”，说白了，人文精神就是与政治、经济相对的文化。这是人文精神的一级定位，尽管还是个无用的定位。狭隘地说如果搞经济靠民众、由官员搞政治的话，从事文化建设就成了文化知识人的专利。不管什么专业，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文献研究、文学创作、经史学问、艺术创造等进行着文化建设，用文明去化野蛮，用人的理念、价值、主体意志去对抗金权世界、蒙昧主义——广义的“人化自然”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无论是官方儒学还是士子儒学都坚持这个立场，这就形成了中国的亚宗教——道统。相对于官本位的治统而言，道统是中国文化的宝贝。但道统又是狭隘的，与个性、自由有矛盾，“异端发展传统”是个悲喜剧，“儒道互补”成为个体的士子现实可行的天人合一的理路。下面讲完儒家讲道家。
“政教合一”是儒学教育的根本方针，究其实质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大素质教育。内在理路是“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只要是君子，个人成道，国家也正规——以“文”去“化”天下，这就是常说的王道，是靠教育而非刑罚来改良人生。天子与一般贵族子弟受到的教育在教理上是一样的。自天子以至庶人都遵守修齐治平的道路。从西周及其以前的六艺教育、东周至汉前的私学是如此，到汉后儒家的经义教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更是如此。但，这一路，可以称为“权文”，不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标举的“人文”。
真正的人文精神薪火相传基地在书院，孔子是开端，宋明理学是顶峰如岳麓、东林等。书院教育也与科举挂钩，但超越科举。王阳明的学生游山玩水亦中举，找到了感觉的“打蛇打七寸矣”，心学的中举率很高，但阳明书院的意义是扭转了中国思想史的方向。理学，相对于汉学是素质教育，心学又革理学的命——王阳明是素质教育的伟大的范例。没有阳明搞那一场普及率极高的素质教育，儒学就中断了生机，晚清就失去了民族复兴的思想支柱。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强学会，甚至黄埔、抗大起初也是民间的。官学有官学的素质教育，民间有民间的素质教育，都共同养育了中国的“教育教”——非宗教而有宗教功能，养育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品质。但民间这一路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具体地说，士子儒学是一直从事中国人素质教育的基本力量。最典型的是孔子和王阳明（参见拙著《孔学儒术》香港中华96年版、《王阳明大传》中华工商联99年版）。
孔子教育儿子和教育别人一样（不学礼无以立），这种素质教育是伦理本质主义的，从而不是彻底的自然素质，但有一个“德智”相生，统一于“仁”的理路（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这个仁既是合于天道的从而也是合于人道的。孔子的诸多教育思想都是为了让“仁”在天地之间成为普遍的事实。为了实现“仁”必须有中庸的品质——行为及思维的品质。士子儒学的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性品质、思维品质、道术一体的文化工程。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出永远都恰到好处的素养能力。这个好不好有个终极的标准——“仁”不是无标准的流氓。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总起来说就是：一、让学生自己找到自身内部的善本根，“为仁而已”“吾欲仁而斯仁至矣”；二、激活学生的智慧，而不是灌输单纯的知识；三、“君子不器”“我不试，故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志于道”、“浩然正气”、“取之有道”、尊严精神的“节”，大事业情结，为主义而教、而学、而工作。不当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的马克思之所以能被儒家化，因为“素质”相通。
这一路培养了中国人“大丈夫”风骨、“以道（理）抗世”的英雄主义，依然是今天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教育”的精神资源，公德教育的资源；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核主要是增进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儒教文化圈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胜利法，它曾经是我民族战胜许多苦难的精神支柱，今天依然是我们战胜金权市场的内力。民魂是个纲，复兴民族文化精华才能摆脱殖民地位。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有精神才有素质，无精神单靠技术是不灵光的，但只剩下精神就成了义和团，又失去了科技素质。（当然这些只能是现代化政治的补充，单凭着它们不能使中国成为政治、经济的大国，还只是个“文化帝国”。）
与儒家文化形成对位补充的是道家。他们反对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破坏人的自然本性的“文化”（伪），成为后世生命哲学、文化诗学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的反技术主义与心仪纳粹，都使得他以老子为知音）。这一路想保全贞素于乱世，想用艺术感觉来对付人生战场，是东方式的“悠然自得”的典型。
中国自古而然的农耕经济、内陆型的生产方式，都使得自然经济一直是主导经济。这种自然经济最能保全、养育人的天然的素质，尽管只是低势能的自然素质，但可以让人总是生活在体验中，从而成为体验大于行动的“哲学家”——也就是罗素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哲学家的那种哲学家。可以说主要是道家的观念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或者说道家体现着这种基本信仰。道家的素质教育的总思路是从人自身的需要来规范教育（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主张），就是用美学代替宗教。在这一点上儒道是相通的，都是中国品种，都是想通过天人合一（德）的思路来保全人的心性与天道的沟通，获得“大全”的文化精神境界。
道家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既是雅文化圈士绅们的基本心理结构，也是俗文化圈的民众们的普遍信仰，道家分蘖出来的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在民间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保护素质就是他们的素质教育的宗旨。说白了就是他们要“素质”，不要教育：“大器晚成”，培养“超越”的心理机制，是艺术化的人生态度的哲学基础。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进取超越”的生活方式、情感形式、思维定式。在大师一级的文化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德智体美大全，就是其结晶。它对于今日素质教育中的“个性教育”、以人为本体的价值观应该有启发。
真正保持宗教情怀、开发人的科技素质的是墨家。他们尊崇超验的“鬼神世界”，从而有兴趣研究抽象的逻辑和科学，他们有信仰所以有主体意志，不投靠官府，凭自己团体的力量来改造世界。也因此禹墨精神被鲁迅奉为“中国的脊梁”。当初他们不与官府合辙，古代中国又一直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没有墨学发展的空间，其末流演变成帮会，其精神终于被湮没，形成国民素质的大内伤。
洵栖堂手作/姜志平
素质是心理结构素质教育是重建民魂的工程
不妨人为地将素质教育分成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素质教育就是开发人的智能的、以培养人的创造力为目标的教育。因为生命的意义、文化的演进都是在创造二字上。创造力，需要独立的个性、临场发挥的心态和反应，当然扎实的专业知识是基础。创造力的“能源”在感性，素质教育就是要开发“新感性”。这种语义中的素质，如常说的功夫在诗外的那个体验；找着了感觉的那个感觉；潜力、悟性等感性的智力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素质教育是让学生找到感觉的教育，确立新感性的教育。
抽象点说，凡是构成另一种技能的基础、决定或影响固有装备的发挥或能力的施展的那个因素就是素质。构成原因的原因是素质，素是因素，质是品质。借用佛教的术语说，素质是“自性”的，其他的东西是在素质“自性”上缘起的。性格、智能中的活性因子都是素质（知情意）。素质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与质地，是生命潜在发展的可能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优化其结构、从而获得新的功能和发展的。素质教育当然就是发展素质的教育，教育的第一要义本应该就是发展素质。
对于狭义的素质教育来说关键在于怎么教。素质教育只有一个敌人就是形式主义。比如说八股文，根据行文的“口气”判断你的道德修养、对圣学的理解程度，将道德素质落实到了文体上，是个很内行的要求，但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量化的要求时，就走向了反面。素质教育的秘密在于摆脱“规范异化”。一种规范的出现，起初大有意义，久则生弊，变成没有意味的形式。它会排斥才情，钟情循规蹈矩的接受型学子，从而失去“学科之魂”，只剩下了应试之“术”，失去了本原性的动力——“道”。
素质教育的理想型范是天下型的人才，技术教育的理想型范是专家型的人才。创造型的专家也是靠开发素质成功的，专业技术教育与素质教育不矛盾。分科教育是文化深入发展、创造的必然，它本身与素质教育并不矛盾，矛盾是些片面化、形式主义的刻板要求。素质教育培养的是卡里斯马型的有魅力的英雄主义的超越进取型的有思想的干才，是能领略、把握学科之魂的真才（参看梁遇春的“流浪汉文学观”，还有漂泊、困守的哲人，地下文学，平民思想家），可以摆脱规范异化的把握了原创性生机的人。这样才能找到素质教育的素质。绝不仅仅是一个中小学摆脱应试，大学文理渗透的问题——尽管这些必须做到、但眼下还见不到希望。
从根本做起、至少从根本说起——要推动起广义的素质教育，即建设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重建我们的至大至刚的精神胜利法，总之是个重建民族魂——人文精神的问题。党风、社会风气、全民族的精神状态，靠教化——执政党的教化，如最近掀起的讲政治、讲学习的风气。学生素质首先来源于家长——广泛的社会成员，他们是家庭教育的直接施教者。——全民都需要健康良好的精神环境、从金权市场找回良知的“素质教育”。良知之道的核心就是“人是目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人文精神。
广义的素质教育是人文精神的生存论、生命美学、致良知的心学，培养的是得道君子、心性通天、有宗教气质、使命感的民族精华；是不断的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追求内在的进步，摆脱技术异化、体制异化、专业异化、规范异化。素质教育是知行合一的“良知之道”。良知是人所固有的与宇宙真理相通的智慧，它是能感受到与天地万物之根源同体的心灵觉悟的状态——可惜被各种欲望、妄念给遮蔽了。素质教育吻合着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活动”这个理路，保持着活泼泼的生机：用兴趣培养情商，用宽松的空间保持良好的自由度，用学生自己的体能、智能战胜自己的毛病、局限。素质教育就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独立性、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主体品质、使人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文化”活动。素质教育是理性品质、理想人格的教育，核心是让良知、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是弘扬人文精神的大教育，是让人找到精神的教育——对抗金权市场的最好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极而言之，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之魂。
知识经济呼唤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只能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全面的实现。知识经济符合文化之道：不断的自我教育。没有边界，和平增长，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共同生长。如果说基督教形成了资本主义伦理，那和平主义的、尽己克己的儒教可以形成知识经济的人际伦理。以儒教为基本内核的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今日素质教育不可回避的、现成的资源。我们不能放着现钟不撞反而去铸生铜，有兔不养反而去守株。儒教的大同理想与教育原则与共产主义的文化原则是相容的思想共同体——自觉地改造自己，自觉地改造社会，人的本质得到全面的实现、人性复归，美学就是伦理学，美学成了人的根本法，等等。共产主义呼唤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基本的文化方式、生活方式。最后，一句话：重返马克思。
作者系：现代阳明书院创始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孔学儒术》《王阳明传》《儒林外史及中国士文化》《影视艺术哲学》《水浒智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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