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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趣乐见普遍粗俗是中国社会的精神
社会趣乐见普遍粗俗是中国社会的精神
普遍粗俗是中国社会想精神癌症徐贲
《中国周刊》：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什么普遍粗俗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俗化？
徐贲：之所以要谈论粗俗，是由于今天它已普遍化了。
一名在曼谷生活了10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平白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类感觉使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甚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鄙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俗。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俗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乎粗俗，越反对粗俗，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中国周刊》：对有权有钱者，他们的粗俗化表现为何？
徐贲：有权有钱者粗俗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由于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俗。粗俗的本质是疏忽他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疏忽他人的感受，乃至暴力、残暴、故意伤害。有权势者不但对弱者有粗俗行动，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俗对待。这在当年文化革命中习以为常，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恶、粗俗——诬告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只要有鄙弃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俗。例如，富豪陈光标曾提议，没有受过9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俗的。之前奴隶主都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的权利。许多没有遭到9年以上教育的人不是自己不要上学，而是由于家里贫困或其他原因此上不了学。现在要对这些已遭受不幸的人说，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有生育权，只配断子绝孙。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俗的吗？疏忽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最少要求，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常常表现出来的粗俗。他们穿着讲求，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邋遢的粗俗者。
《中国周刊》：这两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前途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之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贲：“屌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俗”或“实用粗俗”中的一种。工具性粗俗或实用粗俗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俗，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在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暗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类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取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能不与压迫权利有所让步。
《中国周刊》：邵燕祥先生认为，粗俗化与五十年代以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动，依然深入影响着当下吗？
徐贲：这个粗俗世界的构成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遭受有很大关系，他们变成了整体上说是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变得讲实惠、功利主义、阿谀、顺从，乃至恬不知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俗的主要气力。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向讲求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都不再遵照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乃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末，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到了极难保持的地步。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缘由。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寻求。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
《中国周刊》：为何，这个社会具有了愈来愈多的大学生，粗俗化的情形依然十分严重？
徐贲：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这个社会具有了愈来愈多的大学生，粗俗化的情形依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中国周刊》：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俗化吗？
徐贲：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之前宣扬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腐化和罪行。“文革”时每天在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腐化，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现在我们自己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例如，之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没必要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财产权被当作人的神圣权利。后来怎样了呢？人们发现，有钱人斟酌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意没钱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因而，没钱人也争取民主投票和选举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分配是不是正义。对穷人来讲，这类正义必须用政治权利来争取。否则富人就会粗俗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具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连生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中国周刊》：您认为粗俗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徐贲：缘由很多，很难说哪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由于比较明显而已。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粗俗都是这么不言而喻，有的会隐而不见，由于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例如，权利把老百姓当傻子，当白痴，其实不需要动用明显的暴力，但却是更严重的权利粗俗。粗俗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他人的尊严感，对他人的感觉毫不在意，一副狂妄不屑的模样，拿他人当玩物。这样粗俗不需要用邋遢、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声调就可以了。
《中国周刊》：普遍粗俗会有怎样的后果？
徐贲：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顽疾一样，粗俗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和许多道德顽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但是，渐渐便从讨厌转为失望和失望，又渐渐适应、随遇而安、麻痹、冷漠，直到默默接受。
粗俗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相互不把他人当人对待。
人每天要吃饭，可是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俗化的牺牲品。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俗吧？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构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产生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延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
《中国周刊》：我们如何摆脱粗俗化？
徐贲：粗俗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但如果我们同意粗俗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末改变粗俗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转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抑这类很粗俗、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全部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威吓、人身侮辱等等粗俗现象也会逐步减少。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固然，如果粗俗在社会中流行，那末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现在成为赃官的，许多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从小就学雷锋，当班干部，被表扬，被提拔。照理说，他们都是学校里教育得最好的学生，怎样还是变成赃官呢？可见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末虽然现在的粗俗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产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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