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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路曾溢滔研究乐趣源于病患的福音



人物名片

  曾溢滔,医院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医学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我国基因诊断的主要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医学临床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罕见病病种了。当时,一些国际多中心试验结果初步表明:“罕见病与遗传学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后,我国各大医疗机构开始有意识地筹备建立医学遗传研究室,开展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年,医院最早的在国内成立了医学遗传研究室,由曾溢滔担任所长。研究室成立不久,曾溢滔和夫人黄淑帧教授就接待了一位来自也门共和国的留学生患者。曾溢滔介绍,这名女孩子来院之前已经在国内多家大型医疗机构诊治过,但均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

  经了解,院方得知这名女留学生还是也门共和国总理的亲属,也门方面知道这名留学生在中国患病的消息后表示,如果中国现有的医学技术还不能明确诊疗,患者将转到欧洲去治疗。

  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曾溢滔夫妇通过自己动手制作的高压电泳仪,对病人的血样进行高压电泳分析,以及血红蛋白肽链“指纹图谱”分析和氨基酸序列测定,终于在也门总理到上海访问的前3天,成功地诊断出该名患者患有一种异常的血红蛋白(HbS)地中海贫血病。这是我国完成的首例血红蛋白化学结构分析,成功填补了国内诊断技术的空白。随即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溢滔夫妇开展了多项有关遗传病基因诊断的研究,短短几年内,就建立起一整套基因诊断新技术,率先在国内开展了遗传疾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溢滔便开始致力于血红蛋白病的研究,目前共发现了8种血红蛋白新类型,他的“血红蛋白异常的分子机理研究”课题使他成为首位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基金的中国科学家。

  曾溢滔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亿多人携带有血红蛋白病的致病基因。但大多数遗传疾病尚无根治方法,所以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风险的胎儿进行产前基因诊断,杜绝患病胎儿的出生,就可以使一些家庭避免了噩梦的出现。

  谈到遗传病研究,曾溢滔给记者讲起了一件至今还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

  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接受输血的脸色苍白的患儿,孩子的父母告诉曾溢滔:“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孩子又患上了同样的血红蛋白病,为了给孩子看病与输血,已经快要倾家荡产了。”一个个鲜活的病例,一户户饱受煎熬的家庭,促成了曾溢滔将科研的重心转移到对常见的、危害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的产前基因诊断上的决心。他先后建立了DNA点杂交、限制酶酶谱分析、限制性酶切多态性连锁分析、寡核苷酸探针杂交和多聚酶链反应等基因诊断新技术。

  并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地中海贫血、苯丙酮尿症、血友病B、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和亨廷顿舞蹈病等遗传疾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基因诊断。其中,苯丙酮尿症和血友病B是国际上首次完成的产前基因诊断病例。目前,曾溢滔带领他的团队已经发展了一整套遗传病分子诊断技术。

  当一个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在这些家庭中诞生时,感激不尽的父母给医学遗传研究室寄来孩子的照片,感恩地为孩子取名为“谢上海”、“向上海”。科学研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研究工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并真正为病患者和家庭带来福音。曾溢滔感到无比的欣慰。

  另外,在基因治疗上,曾溢滔应用羟基脲调控珠蛋白基因表达和应用反义核酸技术来治疗β地中海贫血并获得成功。在转基因动物的研制中,获得了乳汁中表达人凝血因子Ⅸ蛋白的转基因山羊和整合了人血清白蛋白基因的转基因牛,为建立“动物药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对话

迈进个体化治疗时代

  医药经济报:据不完全统计统计,全球已经确诊的罕见病已经有上万种,但随着患者数量的逐渐增加,目前国际上是否对罕见病有了新的定义方式?

  曾溢滔:目前,我国的临床上已经有很多常见的罕见病病种,如患有白化病的“月亮宝宝”、脆骨病的“瓷娃娃”、粘多糖贮积症的“粘宝宝”、遗传性表皮松解性水疱症的“泡泡龙”以及苯酮尿症、进行性肌萎缩症等疾病,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明确的罕见病定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罕见病主要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65‰~1‰的疾病。世界各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对罕见病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美国将罕见病定义为每年患病人数少于20万的疾病;日本规定,罕见病为患病人数少于5万的疾病,而中国台湾则以万分之一以下的发病率作为评定罕见病的标准。

  医药经济报:由于罕见病与其他病种相比,发病数量非常有限,在临床诊疗中很难找到发病原由,但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否有了新的动向?

  曾溢滔:罕见病的早期发现、诊断极为重要,约有80%的罕见病是由遗传缺陷引起,约有50%的罕见病在出生时或者儿童期即可发病,且病情常进展迅速,死亡率很高,给患者家庭造成巨大的痛苦。而基因诊断是目前最有效的诊断技术,当前,我国的基因诊断有了长足的发展,结合后期个体化医疗,能大幅度提高罕见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医药经济报:医院是我国较早开展罕见病基因诊断的医疗机构,目前该技术临床应用情况如何?

  曾溢滔:年,受国家卫计委之托,我牵头编写了《遗传病个体化医学检测技术指南》,与此同期,医院又获得了遗传病诊断高通量基因测序临床应用的试点单位资质。医院将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开展遗传病基因检测,为遗传病的诊断提供依据:一是染色体区段异常检测。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染色体非整倍体及大于Kb的微缺失、微重复。如现在市场上的无创唐筛,通常就是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二是儿童遗传疾病检测。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和儿童遗传疾病相关的基因点突变等。医院已有的70多种遗传疾病检测项目中,接近90%的项目可以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来实现更新换代。

  医药经济报:基因诊断作为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罕见病诊断技术,近年来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曾溢滔:自年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实现人类基因组的全测序以后,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过去10年中,基因分析已经从学术界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逐步发展为推动临床诊断技术历史性革新的关键力量和新一代个性化药物研发的决速步骤。基因检测的技术平台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年的PCR和FISH,到年红火起来的基因芯片和第一代测序技术,最终在年进入市场的二代测序技术(NGS)实现了基因检测的商业化。

  医药经济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基因的奥秘被一层层掀开,目前已经获知哪些疾病与基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曾溢滔: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疾病(除外伤等)都与基因相关,其中易感基因与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当接触某些不良因子或不良环境时,易感人群(携带疾病易感基因人群)的疾病发病率可显著高于不携带疾病易感基因的人群,达到几倍、甚至几十倍。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基因情况,就能有针对性地改善外部环境如饮食结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从而预防疾病发生,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医药经济报:人类探秘基因的工程才刚刚开始,未来一段时间内,基因还将在临床医学上发挥哪些效用?

  曾溢滔: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针对同一种疾病按照相同的剂量服用同样药物的标准化治疗方案。但科学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患同一种疾病的不同病人,由于基因DNA序列的差异,其对药物的反应往往也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病人的遗传背景,合理地使用不同的药物和不同的用药剂量,这就是所谓的“个体化治疗”。

  个体化治疗是指根据每个人的疾病基因组信息对已发生的疾病进行治疗。人体的DNA序列及其变异,反映了人类的进化过程。研究不同人群和不同个体的DNA序列变异,有助于了解人类疾病的产生、发展以及对药物治疗的反应。随着生物信息学的介入,科学家可以进行新药的合理设计,加快新药在前临床期及临床期的发展,并加强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说,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完成不仅对我们了解人类生物学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我们的医学实践提供了革命性的诊断和治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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