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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街情结上
32我的老街情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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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后,两位博山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周庄,一位是国内知名的著名金石篆刻家,一位是半路出家的中年教师,两人属于不同的一代,在审视周庄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与自己的家乡——博山进行了某种文化价值上的比照。前者看到一个只有九百岁的周庄，旅游产业火热得几近暴棚，而远在战国时就因颜文姜传说始称“颜神”的文化重镇——博山却相形见绌，心中顿生委曲，有感而发《周庄的联想》见诸于作者新出版的文集《博山散记》；而后者便没有了前者的学养与包容，借题发挥言过其实求全责备地将城市化进程中对古文化遗存造成的一些损坏，给予了尖刻的抨击和指谪，这指谪可能有失公允，但情感倒是真的，其慨然之作《脆弱的周庄》发表于《21世纪教育》年第1、2期合刊。至于周庄名吃“万三蹄”的味道是否足以可匹敌“博山酥锅”，后者认为早已无关紧要。
那位颇有风度的长者是张茂荣先生，那位一意孤行很不安份的中年人便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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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块磊虽一吐为快，对博山老街的思念却从此无法消弭。
看来，一座文化意义上的古城，要从鲁中山地向北方平原过渡带的孝妇河上游隐去。这种判断虽然带有偏狭浓重的个人色彩与情绪化成份，但我每次回到博山，看到不断拆迁的老院子，连片矗起的居民楼，纷纷消失的老街，我总是在寻找这种变迁的理由，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我走在山城最不缺乏石头却偏偏又是用石头铺就的步行街上一次次反思，起掉刻满深深车辙印的青石板，拆除一条条四合院比肩而立的老街，真的是城市化进程最经济的实现形式和必由之路吗？然而，仿佛倏忽之间，一条老街接着一条老街，从老人们一声声叹息中消失了；一栋老房子接着一栋老房子，从我童年的记忆中抺去了。银子市不见了，鱼市街不见了，香市不见了，税务街上的老税局旧址不见了，赵家后门的家庙不见了，叠道不见了，陈家胡同不见了，轿杆胡同不见了，小南北胡同不见了、大核桃园不见了，小核桃园不见了，西冶街上的聚乐村不见了，关帝庙不见了，最后连大街上的报恩寺、桂林酱园、孙国老的相国府都不见了……
我曾经保留着一个幻想，税务街是我孩提时代成长的地方，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还保存了形态依旧的悦来客栈、云家大院、赵家大院、叠道、老澡堂，从南到北两百多个门户，街面悉数用方方正正的老式窑级铺就。然而，税务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一条街”——福乐园，尚待整合的餐饮店、家具行、牙科诊所、书店、服装店、鞋摊、音像店、旧货市场、音乐茶座、迪厅、充斥着河北赝品的琉璃店，使这条街显得既无主题又疏于次序。
税务街，那个叫做云家大门的院落，滋养了我2—13岁的童年。那个院落，分前院后院，住有6户人家。后院有一座旧时的木阁楼，楼上可以掏没有长毛的麻雀——光腚猴。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同居前院的两户人家。姜大爷一家四口，云大爷一家三口。姜大爷是父亲单位的领导之一，胶东人，不苟言笑；姜大娘干脆利索，快人快语；一家人嗜腥，最爱咸鱼、虾酱，最不能闻的是他们家的门把手，一次串门往门上一靠，那门把手上的鱼腥味熏了我一个跟头！虽然闻不惯姜大娘家的鱼腥味，却从姜大娘那里学会了鱼腌咸菜，那是那个饥馑年代里日常生活中功不可没的美味。博山赵庄有个水产仓库，仓库的角落里不缺腥臭不堪的粗粒咸盐，花一些零钱买几斤来，在蒸馒头的大铁锅里用水慢熬，撇掉肮脏的杂质和泡沫，然后让盐水冷却、沉淀和澄清，倒入咸菜瓮，便可以淹制吃起来略带淡淡鱼香味道的鱼腌罗卜、鱼腌辣疙瘩、鱼腌批辣。今天，我们无法用今人科学的眼光揣度当年我们幼小的身体里摄入了多少有害物质，我们父辈的第一使命是让每个降生到人世间的儿女都能吃饱成活，其他已经没有办法顾及。穷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穷便吃不到油水，吃不到油水供应粮便不够吃，不够吃便得添高价粮（国家定量供应指标之外，以高价买来的玉米、地瓜、高梁等），吃高价粮更多钱便更花不着数，钱一花不着数日子便过得更窘……吃粗粮更多，我们家是云家大门前院后院6户人家中每月添置高价粮最多的人家。
院落当中，云大爷是资本家，干拉地排车的重活，逢人便笑，不言不语；其妻以拣破烂为业，似乎患有精神病，两人抱养一个女孩，命苦，有一只眼睛残疾。云大爷家住西屋，外间一地垃圾，里间还是垃圾，是整齐一点的垃圾；南屋三间一字排开，靠东的一间我们住着，靠西的二间住着姜大爷一家6口。我们隔壁为邻的十年，恰恰是文革折腾的十年，一个商业公司的副经理，同一个商业公司的资产阶级分子，外加一个地道的戴帽资本家，也曾和睦相处过，因为毕竟，除了定时参加批斗会，分演各自的角色，还要共同学习领袖最新语录，在同一个战壕挖防空洞，还要过淡去政治含义之后的市俗生活，比如谁家使净了酱油醋，而店铺早已关门，那么有的那人家就要搭一搭援手，互相吃了对方的酱油、醋并不影响第二天晚上批斗会上划清界限。
我曾在过去的文章中提及过我童年生活的窘迫，每年的学杂费都是从村上开了证明由学校全部减免的，为此母亲舔着脸不知受了村文书多少难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感激人家！”这是母亲嘴上永远的话语。日子穷，没有多少油水吃，又到了能吃饭的年龄，只能跟粮食作对，几乎月月要添高价粮。母亲曾借钱借遍了左邻右舍，甚至半条云家胡同，有一次姜大娘家新买了高价粮，答应去磨坊加工好了以后，分一部分给我家救济，母亲很是感激，就打发我陪着比我年长一岁的姜家三哥扛着粮袋去青龙山磨坊加工粮食，我既未体谅母亲又不明了事理，在去青龙山的路上跟姜家三哥干了一仗。磨面回来，姜大娘把屋门一关，只字不提分粮食的事，母亲按着我的肩膀，两眼望着我的脸，泪珠成串地流落，曾经抬手就打的母亲没对我说半名怨言。
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又让我永远不可能立起志气。
一天深夜，母亲突发血崩，父亲出差又不在家，我被惊醒后只是害怕，已经流了半盆血，母亲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了，只有摸起一把锤子，敲打与姜大爷家相邻的墙。全家人呼呼隆隆地起来，赶紧医院，姜大爷、姜家大哥送走母亲，家里剩了姜大娘，为我们赶面条下面吃，姜家二哥、三哥、我，还是姜家的小弟弟，我们四人就跑到街上逛当，起初从博山火车站借来的一架行李车，不适于母亲乘座，暂搁置门口一角，这时成了我们游戏的工具，我们一轰而上，有推的有坐的，在大呼小叫中东方暨明，我们把车子推到街北头的陡坡上，四个人踩了上去任凭车子凭惯性向街里滑行而去，接着就是“哗”的一声，起身一看，原来我们把一架装着八只大陶罐掏尿独轮车给撞碎了，尿水淌满一街，一看不好，赶紧拽上车子窜回云家大院，把大门一关，再不敢出一声大气。
母亲脱离了危险，还生下了弟弟建华。
云大娘的病一阵重起一阵。越南友人来博山访问，云大娘挥舞着一个拣垃圾的扒勾，朝着披肩发的越南女人乱抓，被人狠狠地拧了起来，松开之后，是云大娘加倍的叫骂。但是这个云大娘每当走过我的面前，从不令我惧怕，而且总是用准确的语言夸赞我的懂事：“听说你学习很好，又很听话，长大一定有出息！”我从那就陷入一种很深的怀疑，云大娘真的有精神病吗？
后来，文革结束了，每个人都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逐步知道要尊重人，也逐步感到被别人尊重。云大娘的病果然好了，也不再拣破烂，她的姑娘还嫁了人，并且给她生了一个外甥女。
时隔二十年以后，美国的精神病学专家向人们发出一个社会学范畴的人道呼吁：千万不要治愈那些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喜笑怒骂，正因为他们原本寡言寡语；他们大声歌唱正因为他们原本悄无声息；他们志高气昂正因为他们原本低三下四！我们怎么会忍心让他们重要回到过去的巨大压抑当中呢？并没有人为云大娘诊治，而她却自觉地回到了从前，这证实了我十几岁时的猜测，患精神病的是我们那个时代。
后院的人家，与我们交往不多，但在我的整个童年，那位总是忙忙碌碌的王大爷、待人亲切的王大娘、在海军服役王家大哥、总是耐心领我到他们家厨房扣蛐蛐的王家二哥，都给与了我丰厚的善待。母亲活着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件小事：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为了做针线，把我装进一个陶瓷“婆婆”里，我还不会说话，只知道在陶瓷“婆婆”的束缚里手舞足蹈。一天晌午，我就这样坐着，在靠近磨道的北墙根坐着，王大爷下班回来了，右手托着一块新割的豆腐，若有所思地低头从我跟前走过，我看见了王大爷手上的吃的，便张开小手做要的动作。王大爷走过去了，他压根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一切，被屋里做针线的母亲看在眼里，把我抱进屋里抓起我的小手就是好几巴掌，打得我嚎啕大哭。母亲后来对我说：“都说小孩不记事，你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伸手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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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把希望寄托在西冶街上，这是一条多么著名的老街啊，规规矩矩的耐火砖铮亮又齐整，两面的街铺老旧的门楣，门庭进深的曲幽，无不昭示出山城旧居的古朴雅致。更不用说这条老街在整个明、清两代，曾吐纳过多少向俄罗斯、满、蒙、高丽、缅、印、南洋运送琉璃料器的商队、上演过以乾隆为主题的元宵节闹龙街、博山土著妇孺皆知的小炉匠痛打赵尔翠、邑人振臂一呼捣毁硝磺局等等大快朵颐的历史故事，仅仅一个“聚乐村”就见证过山城古今多少人文传说风流士子，“无事忙打提溜，小炉匠啃猪头……”，著名的乡土歌谣《炉匠碰碑》——博山“炉匠文化”多么生动形象的真实写照。然而，西冶街也消失了，水泥墙和金属卷帘门取代了青瓦白墙黑漆大门，扩音器鼓噪的叫卖取代了老店铺伙计的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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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对博山老街、四合院的回忆别无选择地变成对儿时生活意象的拣拾了。
我的孩提时代，与四条老街休戚相关，并且有幸与四条最著名的老街有关，按时间顺序它们依次是大街、税务街、北岭街、西冶街。我生于大街，长于税务街、北岭街，在北岭街上生发了对博山陶瓷文化的兴趣，因为那条街上不仅辙印深深，馒头窑林立，而且鼎丰窑业公司近在咫尺。在西冶街上我领略了博山琉璃文化的神貌，并且因为这种无形的机缘使我后来一度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炉匠。
我从下地起，就在这样一些街道上行走，街道的形状，街巷院落里人们的生存状态是我生命中最初的模范和依照，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我的性格归属乃至人格走向，是在那些呀呀学语和蹒跚学步的数年里注定的，我后天的觉悟和后来受到的教育并没有改变多少我生命运行的轨迹。
我想，我生命运行的基本指向是善良与执拗。这并非全部缘于母亲对我的塑造，而是环境对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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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大街西关李家大门。
著名的李家到了解放前夕，完成了一次历史分化，李鲁博一家成为不折不扣的红色家族，素有“八抗”之称，即全家共有八位男女志士参加抗日队伍，其后李影还成为共和国的外交官和驻外使节。而李启东一家却发展为资产阶级业主。故解放以后，自然是一家东奔西忙，一家低声下气。低声下气的李启东一家单独一个四合院，我三、四岁时开始有这个院落和这家人家的记忆。我记忆的源头首先是从住在低矮一些的西屋李爷爷那里开始的。那时我们住在税务街，母亲经常牵着我的手回到我的出生地——李家大院李大娘那里串门。那时候的李爷爷花白着头发，估计已有六、七十岁，养了几箱蜜蜂，每次我去的时候，他就拿一个小酒盅，装了大半盅新的蜂蜜让我吃，而且嘱咐我一定慢一点吃，不然就会像吃了盐一样呛着。当时我的感觉是，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对李爷爷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很喜欢到李大娘家去，他们家的地炕特别暖和，里间的窗户又大又亮，阳光满满的照在铺着干净床单的著名的博山大床上，翻看着《智取威虎山》小画书，听着收音机里“打虎上山”的激昂旋律，那惊心动魄的一声虎啸，至今仍回荡在我的生命深处。李大娘家，同无数个地道博山人家一样，室内家具齐全、摆放讲究，大件家什，多为祖上继承，所有木料家具，皆用大名鼎鼎的博山大漆，使用年代越久越发莹红剔亮。除了博山大漆本身的质地以外，更多地要归功于博山人家爱整洁、爱干净的好传统、好习惯。博山人爱干净、特讲究是出了名的，几乎每一个博山人在成人以前都受过父母亲这样的教育：“扫地扫旮旯，抹桌抹角角。”而每一个博山人在成人以后，则无一例外地反回头来教训自己的儿女：“扫地扫旮旯，抹桌抹角角。”据说，上海人是高低不欢迎外人到自己家做客的，好像就是家里拥挤又不拘小节，有人说上海人家里窄促得下不了脚，“就差一条死狗！”这是博山人给人家的评价。这里有博山人天性爱干净、特讲究、对不同生活习俗的人多有不屑的因素，我希望这是我们仍旧缺乏对上海人的准确解读。上海人的社交礼节却够讲究，而且毕竟，上海人用超凡脱俗的睿智，打造出遥遥领先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以至于是百年中国所有大城市中唯一一个能与世界保持对话的国际都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都市的人在博山人的丘岭心理面前、在博山人“驴屎蛋子外面光”的讥讽面前，又能辩解什么？又需要辩解什么？
即便这样，博山人的干净讲究不无可圈可点之处。我小时候的几条街道，每一年都要用石灰水粉刷两次，每逢“五一”、“国庆”，哪一条都焕然一新。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感到穷也穷得充实，现如今却每况愈下，人们再也不会自觉出来打点公共卫生，行人随手丢弃垃圾早以习以为常，行驶在马路上，琳琅满目的一大宗香蕉皮、桔子皮、“农夫山泉”、“娃哈哈”之类会从前边那辆或红旗、或奥迪、或随便一个够档次的车子里陆续抖落出来；随便一个水果摊主，连一丝遮掩都不需要，将扒下的果皮、烂掉的水果一骨脑摔到自各儿摊前的买主踩不着的地方；下了大雪，从老少动手齐心协力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终于到了连各人自扫门前雪也无人肯干了；以至最后，住在或不住在陡坡上的人家，都学会了在大雨滂沱时赶紧把积存的垃圾倒在街当央……面对这一现状，人们只是无可奈何。
过去的博山人讲究干净，要的还真不仅是一个面子，那是一种骨头里的肃静，因为这种肃静便能够友好和善良，没有哪一个博山人不是肝胆相照、热忱有余、落落大方，人们珍视友情、和睦相处、礼尚往来、殷勤待客。李大娘就是千千万万个老博山人中的一个，我在李大娘家玩耍比在自己家里还要尽性。西关街李大娘家的大院到处趣味横生。我可以绕到房屋后面往地炉里添碎木屑，还可以到北墙根下去摘早已熟透的地秧豆，到硕大的石榴树上随便摘石榴，在厨房后院的水井台上、或者用井绳把铁筲下到十几米深的井底，偶尔还能捉到总是罗锅着腰像蝈蝈中的小老头一样的棕褐色的井蝈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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