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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对等原则
作者：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与鲁定公的一次对话。大致意思是，定公问：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这话成立吗？孔子说，不能讲得这么绝对。做君主难，臣子也不易。如果更多的人知道了做君主的难处，一言兴邦不就有希望了吗？说做君主不快乐，其实只是没人敢违抗君主的命令罢了。若是讲得好没人违抗，可以说是好事，但如果讲得不好也没人违抗，不就接近于一言丧邦了吗？
人们一般把对这段话的理解重点放在“一言兴邦”上。其实，孔子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对等原则”，或称“回报（Reciprocity）原则”。中国人推崇儒家，满世界办孔子学院，谈的都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却很少有人重视由孔子亲创的这个对等原则，甚至可能没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儒学精义所在。未来儒学发展若有前景，其动力一定来自这个原则，而非其他。
对等原则在论语等儒家经典里随处可见。在《卫灵公》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要把自己不喜欢、不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别人，不做别人不喜欢、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事情，说的还是一个对等原则。在《雍也》里，孔子再次答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力以为人，推己之心以及人，所以，儒家主张富民，统治者要创造条件使百姓得到基本生存条件，以免饥寒，以蔽风雨。这是儒家对古老的民本思想的概括与升华。毫无疑问，也是对等原则。
对等原则背后的发生机制，是近些年来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非完全合同或非正式合同，签约方合作关系的建立，靠的是双方基于对等的原则，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主动践行；而且实力较大的一方还有主动担当风险、率先向合作项目投资的义务。这种合同的优点是省却了谈判、监督和执行等费用，交易费用往往比正式合同为低。但是，它需要合同双方，特别是实力较强一方坚定的价值观支持，否则这种合作关系很难维持下去。布坎南认为，市场是“道德秩序的体现”，它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契约和法律必须得到执行，个人的谋利行为必须限制在对利益各方相互有利的限度之内，可见当代经济学家并没有如惯常所认为的，片面鼓吹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而罔顾对等合作的精神。
拿经商来说，与他人交易，就不能只是自己合适，还要考虑他人的利益，互惠互利，共赢格局，这是交易成功的关键所在。所谓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此话的另一层含义是，让经商之人兼顾交易对手的利益，尽可能施惠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金融大亨摩根始终以“只有满足对方，自己方能如愿”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与孔子和子贡的对等思想完全一致。凡成功的商人，除了超乎常人的智慧和高超的管理技巧，还有一个重要素质，就是“信”，不欺诈、讲信誉。只有对别人讲信用，别人才会尊重我，信任我，这是经商成功的要诀之一，也是基于对等原则。孔门弟子子贡经商，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内儒外商，为富当仁；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对等原则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原创的经营理念，后人勿忘。
人们常引用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很少有人深究其义。孔子所指主要不是收入状态和财富分配格局，更不是今人所说财富平均的意思，而是指国家政理的公平与否。汉儒孔安国注云：不患寡的意思是“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均平”，所以，孔子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后接着说“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谈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东汉经学家包咸注云：“政教均平，则不贫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宁，不倾危矣。”可见，孔子的这句话实际意思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尽量让人们比较平均地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如朱子所解释的，“均”实为“各得其分”之意，属于天理人情所在，统治者应尊重之，而这也正是对等原则的体现。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禄、制田里，皆均平也”，算是为这种解释又增加了一个注脚。
今天人们所说的财富分配不均或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权利和自由的不均平。人世间，有人享有诸多特权，而另一些人则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这才是从更高层次上认识问题。若只是对财富重新分配一番，富人穷一点，穷人富一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富分配问题。辨清孔子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国家在推进制度改革的同时，不应忘记比分配财富更重要的个体自由和权利问题，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和保障。
孔子师徒对国家征税问题的认识，也可看出他们极力主张的对等原则。《颜渊》里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的弟子有若之间的一段对话：哀公问有若，如今遭了饥荒，国库里的钱不够花的，你说该怎么办？有若回答：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征十分之一的税呢？哀公说：我征十分之二都不够，怎么能按彻法征十分之一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生活富足，你的国库里怎么可能缺钱呢？如果百姓生活贫困，你的国库又怎么可能充实呢？
在一般人看来，政府出现财政困难，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税率，征更多的税，鲁哀公就是这么想的。在有若看来，这是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有若对鲁哀公的困惑指出，现在最该做的，是削减税率，减轻人民税负，百姓就会变得富足，政府财政也就有了根基，作为君王还会“缺钱花”吗？
孔门师生在这里道出了一个经济学奥妙：减税，表面看政府的赋税收入会减少，但由于人民普遍受惠于减税政策，生活水平和对政府的信任和遵从度就会提高，经济也会由此而繁荣起来。算总账的话，财政收获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于是，朱子注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多年后，经济学出了个“拉弗曲线”，对税收与经济的关系作出解释：提高税率，政府的确能多征到税，但是,当税率提高到某个点后，如果继续上升，税收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因为超过这个限度，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纳税热情就会降低，企业也会因为利润下降而被迫减少投资。这个峰形曲线还有一个重要含义：边际税率的降低不一定会减少政府的税收量，它可能引起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百分点，政府税收量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显然，有若和拉弗虽然相隔多年，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然而，老祖宗的教诲人们很容易忘记，缺钱了，就伸手找民间要，索取不止；征税的人用着别人的钱可以不受约束，交税的人钱给了别人却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不对等之下的政府支出很难讲求效率，也很难有利于公平。所以，政府依靠重税、扩大财政投资来刺激增长，得不偿失，不如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激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内需”振作了，政府收入自然会增加。
对等原则虽然珍贵，却后继乏人，没完没了的皇权专制，使得责任、义务的对等交换逐渐演变成了统治者单方面的命令、索求和强制效忠，如管理学家肖知兴先生在《论语笔记》中指出的，这是一个从分享型价值观向牺牲/掠夺型价值观转变的过程。问题在于，单向的机制不可能产生稳定的结构，社会治理水平低下是必然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年皇权专制下的愚民教育，中国的百姓又何曾真的被愚弄过？你不仁我不义，你欺负我，我要么消极抵制，要么揭竿而起。大家一起锁定在低水平状态中动弹不得，“搬张桌子都得流血”。
儒家的对等主义原则与西方的平等原则当然有所不同，但是，两个概念也有相通之处，平等来自个体自由，这个因素在中国历来有所缺失。现如今，平等也被列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虽然人们对它的真实含义依然懵懂。如果平等是确定的，我们就得首先接受儒家传统的对等原则。对等是起点，没有对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过是天方夜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