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应对国际化严复西学源自中学，必

在当时的文化圈中，最为吊诡的现象恰恰表现在：最大张旗鼓地反对本有文化传统的，往往是对传统浸习很深的人，如鲁迅与周作人；正如现在最挑明要维护开放的人，往往也是少有机会迈出国门的人。而最大张旗鼓地反对这般毁弃传统的，往往又是那些对西方了解较深、也不怕别人骂自己“土包子”的人，如辜鸿铭、陈寅恪和张歆海。——他们显然是当其远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反而感受到了呵护故国文化的必要性。

——刘东《严复和辜鸿铭的文化言说》

反对幼童留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很难绕开一个人，那就是严复（严几道），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严复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如《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一时洛阳纸贵，后人将其比作希腊神话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喻其为近代中国带来自由思想之火，虽是赞誉，并不为过。

严复，福建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二十三岁公派英国，于普茨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进修，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员，从此投身教育，并在政治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先后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俄文馆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晚年的严复日趋保守，组织孔教会，发起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对新文化运动颇有不屑。年与世长辞，终年不满70岁。

学界对严复的研究由来已久，著述颇丰，严复早年与晚年的差异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学者们似乎很难将一个崇尚西学、鼓吹变法维新的严复和尊经崇儒、主张回归传统的严复整合在一起。然而，从来没有人为严复的早年与晚年设定一个分水岭，众人皆是在极其模糊的意义上谈论此人的生平。难道一个西学的推广者骨子里就不能是个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吗？窃以为，这种割裂本身就已经预先植入了一种思维定式。

纵观严复先前的教育经历和归国后推广的教育理念，或能窥见一些端倪。

年，沈葆桢受到了容闳的启发，上书清廷《奏请分遣派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严复即在其列，相比容闳所带领的留美幼童，这批留欧的学生年纪稍长，严复留英时已经二十三岁，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已在他身上生根。

显然，严复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是西学的推介者，但他自始至终从未贬抑过中国的传统智慧。年，在他协助清政府制定的留学生招收考试章程中，已经对候选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光绪三十一年，留日学生省级考试由面试改为笔试，考试题目由各省提学使司学务处统一拟定，分别举行4场。第一场考试与六月二十五日在各省仕学馆举行，录取年龄在20岁左右的正途候补官员，准备赴日留学入法政速成科学习；第二场考试于九月二十六日在各省仕学馆举行，录取40岁以下的正途候补官员，拟入日本法政速成科就读；第三场考试于十月在各省优级师范学堂举行，录取儒学生员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政治及普通各科专业；第四场考试于十二月在各省武备学堂举行，入日本陆军预备学堂深造。”在这一点上，严复和裕禄的思路是一样的，都是幼童留学的反对者，“童年远适，志趣易惑，未精彼学，先染彼习，其弊不止，所费不赀而已。”留学的幼童无自制能力，很容易被纷繁的西学所迷惑，因而更谈不上报效国家了。

溯源，“西学”实得益于“中学”

也正是在这一年，严复的《评点老子》出版，自此以后，他就很少再系统地介绍西方新思想了。严复的确是在《道德经》中受到了启发，找到了中学与西学的平衡点，当然，他最后又回归到“和而不同”、对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的儒学思想。

我们先看看严复年轻时对“西学”的认识，他说“西洋之术”，“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被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显然，西学与中学“理道”相同，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问题就在于“自由”，如何能自由呢？“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自由”是舶来品吗？当严复“评说老子”的时候，却在《道德经》中发现了自由之说。“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在他看来，自由与民权，无非就是黄老之无为而治，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然而，何以自由之说引入中国，却没能有明显的成效呢？

“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民主之国与君主之国，对应了西方政体与中国政体，亦对应了道家治国与儒家治国，“老子者，民主之治所用也。”究其根本，在于中国不可能通过变革成为“民主之国”——“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因而只能依从“君主之国”的治国之道，甚至贸然趋向民主之路，还可能适得其反。

而且，民主之国也不见得就比君主之国更为优越，“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而欧美“通人”欲解决这一弊端，反倒“心折于孔孟”。

这是否是严复晚年才得出的结论呢？非也。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严复为他早年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著名的译作《天演论》所作的自序中的一段话：“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他甚至断定《周易》中就包含有许多近代科学的东西，如牛顿关于机械力学的三大原理就在此中。而他在谈及自己所翻译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论著《群学肄言》亦说：“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译余赘语》）

因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前”还是“后”，严复都没有走向全盘西化。当他意外地发现“西学”都能在“中学”之中追本溯源，向西方学习其实本质上也就是恢复中学传统，则更加坚定了推广传统文化的决心。“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先王教化之泽”（《与熊纯如书札》）。如此，他晚年称“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临终留下遗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堪称最好的注解。

西语学习不可偏废，亦不可忘记读经

严复的西学背景避免了他完全倒向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在严复看来，“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中学”虽博大精深，却往往遭恶人绑票，这是不容

争辩的事实。“西学”虽是对“中学”的继承，但亦有了长足发展，温故而知新，并没有什么不好。

年，他致书《外交报》，提出他的教育方案，即是中学与西学的“相辅为教”。他希望借助西方思想文化，以破旧学之“构挛”。严复亦参与了第二次留美考试的题目和评分标准的设定，特别强调了须用英文书写和作答，此时，《评说老子》已经出版，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推广有所反省的严复仍然没有忘记推广和倡导英文的学习和考核。

因而，无论是那个“激进”的严复，还是“顽固”的“愈壄老人”，都自始至终强调西学以及西语学习的重要性。“今既不为言语文字矣，则废耳目之用，所知者只与所译而止，无未见民智之能大开也；又况译才日寡，是区区者将降而愈危耶？”西学著作的学习需要精通西文与翻译，恰如眼睛耳朵，是信息收集的重要媒介，国人已经被迫“开眼看世界”，闭目塞听只是掩耳盗铃之举。况且，西方大思想家，如牛顿、培根等人，也都是操持拉丁文著书立说，并没有因此受限。对认为洋文有碍国语学习的保守之人，严复嗤之以鼻。严复的中文原本就承袭家学，后来则拜了吴汝伦为师，能够写一手标准的桐城文章，然而，他本人的日记则有四分之三以上都系英文撰写。

如果说严复真的有什么前倨后恭，欲扬先抑之举，那即是他对于“读经”的态度。他最初对教学内容的设定是这样的：小学阶段，让儿童“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最终能“为条达妥适之文”即可，因而，“旧学功课，十当其九”，以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作为辅助读物。中学阶段则减少中文课程，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

在这份课程清单中，“国学”被有意削弱了。晚年的严复重新调整了他的教育方案，他主张中小学生仍然要研读“经典”，“能解者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目的则在于养成一种严尊古圣的心理。而在高等学堂中，他则建议设立专科，用以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实践，他曾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文章来源：《教育家》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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