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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nbsp现代文学作品12个经典人
一.《骆驼祥子》中祥子与虎妞形象分析。
A祥子人物形象:祥子的性格随着经历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总的来说是随着命运的三起三落发生改变的:
(一)、三年磨一“车”——这是祥子的第一起。车被大兵抢了去——这是祥子的第一落
祥子此时的形象特点:人格独立,自尊、自强、自爱,矜持、孤高、诚实、天真,不吸烟、不喝酒、不赌、不嫖,这是从农村出来进到城市里青年祥子的人格形象。
(二)、卖骆驼盼新车——这是祥子的第二起,血汗钱被劫——祥子第二次希望破灭。
此时祥子的特点:在现实无奈地挣扎,理想开始破灭。理想人格开始动瑶: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被认可,命运也似乎在和祥子开着不尽的人生玩笑。祥子的生存处境越来越艰难,他的美好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倒让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他的美好人格也随之一步步地滑坡,终于到了抽烟、喝酒、与别人争抢生意才能混日子的地步。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在挣扎。
(三)、虎妞出钱又买车——这是祥子的第三起,妻死家散又卖车——这是祥子的第三落。
虎妞难产而死,小福子离他而去,再加上第三次失车,已经沾染上许多市民习性的祥子陷入了极度的空虚和失落之中。他此时所有行动都走向了好人准则的反面。此时的祥子:在绝望中自甘堕落。
1、祥子的经历与近代中国因农村破产而成批涌入城市的赤贫农民相似,因而颇具代表性。在祥子的不幸遭遇中,作者突出了对他性格的刻画,体现了强有力的悲剧意味,这是通过主人公“精进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的:
小说开头,祥子初到北平,怀抱着寻求新的生路的希望,开始了他的个人奋斗史。他年轻力壮,善良正直,乐于帮助与他命运相同的穷人。他坚韧、顽强,风里雨里地咬牙,饭里茶里地自苦,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用孤苦的挣扎编织着美丽的梦想。
在小说的展开部分,祥子连遭厄运。主要可以分为事业上的买车与个人生活上的娶妻两方面。然而命运的安排却是他追求的(车)不可得,他躲避的(妻)被强加。这不能不说是祥子的失败。尽管如此,祥子作了一定程度的挣扎、反抗。祥子的形象仍然是使人同情,甚至令人起敬的,作者抱的也是悲悯的态度。
当虎妞病亡,祥子为葬妻而不得不再一次卖掉车子,此生已不复再有希望买车,又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小福子也已不在人世的时候,祥子终于不堪这最后的沉重的一击,他绝望了,跌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他形容猥琐,举止肮脏,如同行尸走肉。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性格,吞噬了这个一度有着强大生存能力的个人奋斗者。祥子的自甘堕落不仅在于外在的社会压迫,还在于内心的自渎心理。这正是老舍作为大手笔的过人之处,唯其如此,祥子的命运悲剧才更具有警世的力量。
从客观方面说,造成样子悲剧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祥子想自己买一辆人力车的愿望,正像农民梦想拥有土地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最低愿望,然而这一正当的愿望在那个社会里却似乎成了奢望。祥子历尽艰辛,饱尝委屈,三起三落,欲独立自主而终不可得,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社会把祥子由“人”变成了“鬼”——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二是车厂主女儿虎妞的诱骗。祥子的生活理想与虎妞的生活理想毫无共通之处,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它们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强扭的瓜”,有的只是虎妞对于祥子的性欲要求;对于祥子来说,虎妞的纠缠不啻是一种灾难。在造成祥子悲剧命运过程中,虎妞的介入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显示了作者对于城市底层社会生活中特有的粗鄙丑恶场景有丰富的知识,对于下层市民内心的痛苦有细致的体察。
造成祥子悲剧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祥子思想上的局限与性格心理上的弱点。祥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眼光,尤其是他的个人奋斗思想,是造成他悲剧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祥子没有能看清当时社会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个人奋斗根本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的求生之路。祥子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执着地自以为只要拼命苦干,就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长时期中他一直“执迷不悟”。很显然,祥子的悲剧是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彻底否定。
二是祥子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比如在接踵而来的打击面前遂渐滋生的自暴自弃,在把握自己上他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在虎妞影响下他的生活态度的某些改变,也是他走向深渊的原因之一。他曾经全力反抗命运却最终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曾经对虎妞干预他的生活目的的企图有所抵制却最终受制于她,最后在虎妞身亡而小福子又自尽以后,他的理性彻底泯灭,他的道德支柱彻底崩溃,终于放纵自我,跌人了流氓无产者之列。
祥子的悲剧,是强者沉沦的悲剧,是性格和命运的悲剧。它真切地展现了一个不该毁灭者的灭亡的全过程,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
B虎妞形象的分析:虎性和妞性。
虎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复杂的人物形象。她既受剥削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又深受剥削家庭的摧残和伤害她既有剥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又有对婚姻大胆合理的追求。在她身上,剥削别人与被人剥削、伤害别人与被人伤害,有机地揉合在了一起。
(一)虎气
a.剥削性:虎妞是车厂主刘四的独生女儿。在她身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十分明显的,老舍对此也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虎妞是个言语粗俗、善于耍刁、心机极深、为人蛮横的老闺女。
虎妞对小福子的剥削显现的尤其突出:虎妞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体察小福子的不幸遭遇,认为小福子被蹂躏的生活是一种享受。为了寻求新的刺激,满足她的虚荣心理,她乐于给小福子提供某种方便,但出于剥削者的本性又不忘从中渔利。
b市井无赖气:虎妞有作为一个泼妇、悍妇的粗野、泼辣,甚至还有几分市井无赖的个性特征。这一点,在虎妞同刘四公然决裂的描写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c.精明、狡诈:这不仅体现在她假装怀孕拢住祥子,还表现于她为了让祥子最终能成为刘四认同的女婿所做出的非常周密的安排上。这个虎性,并不是说她没头脑、而是说她具有男性霸气、刚性和心狠。从这里可以看到,虎妞不仅丧失了一个女人应有的灵魂、情感与尊严,并且完全异化成非人,变成一只专门吞食男子血肉的凶猛的野兽,总之,虎妞给祥子带来的是折磨和痛苦,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压榨。
(二)、妞性
(1).虎妞与刘四之间的关系
虎妞又是一个受害的女性。他与刘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她受着刘四折剥削与压榨,她得一文不少的向刘四交帐。她虽然有一些体几钱,但是那是暗中偷偷积攒的,并非刘四的慷慨解囊。她到三十七八岁还未过门是因为,主要不是因为面貌丑陋,而是父亲的极端利己导致。
正如虎妞所说:“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
钱财早已把笼罩在刘四与虎妞之间父女关系上的那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彻底地扯碎了,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外,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联系了。这一点,在描写虎妞找上祥子后刘四把车厂盘出,一走了之,一个钱也没给虎妞留下的情节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此,虎妞对刘四来说,是一个被剥削者。虎妞受害的一面,也是值得同情的。
虎妞活在世上,仿佛就是为了使他过得更舒服些。这样,虎妞半生的劳动和青春就白白地奉献给这个毫无人性的爸爸了。她作了变相的奴隶,充当了利已主义的牺牲品。
(2).虎妞与祥子之间的关系
虎妞和祥子与和刘四的关系不同,一个是阶级之间的,一个是阶级内部的,是有着严格界限的。虎妞对祥子的爱,不是没有一点真挚成分的。
虎妞基本上是一个缺点高于优点,否定的方面多于肯定的方面的有特殊性格的人物形象。它慨括的反映了旧社会畸形的社会关系和规实,是个病态社会的病态的人物。这一形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唯一的创造,而且如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所说的,“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它没有香味,可仍然是朵美丽的鲜花,就象红棉花一样。
二.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分析。
零余者,亦称“多余的人”或“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最早的零余者形象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而零余者这一称谓的流行,主要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政治社会低下,经济上穷困潦倒饱尝失业痛苦,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性格上充满矛盾:愤世嫉俗,自喻多才而不甘沉沦,想自我振作起来反抗黑暗,而又不免常常陷入抑郁颓唐,自暴自弃的泥沼。零余者是五四时期彷徨,苦闷而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们的典型。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对于社会是完全没有用的”人。他们始终处于双重人格与变态心理、现实与理想、对祖国的爱与恨、灵与肉、伦理与情感、自我与本我的矛盾冲突中不能自拔,最终走向了毁灭。
零余者的两大特点——忧郁和沉沦——正是郁达夫小说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是郁达夫小说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同时也是招致人们非议的重要因素。其实,郁达夫小说的这些精神特质也可以同西方的《哈姆雷特》、《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作品一样看待,他们都反映了人在现实中想有所作为,想拥有个人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追求个人的生活理想,干一番事业,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格的原因,不能实现理想而导致的“精神病”、“时代病”。从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的小说沿袭了西方的文学传统,反映了郁达夫试图探索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对现代性的追求。
《沉沦》中零余者是一个患有忧郁症的青年,处于现代人的苦闷(性的要求与灵的冲突)中。他的痛苦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他遭受性苦闷。苦苦追求的爱情因自卑、怯弱等原因最终失败。另一方面,“他”在日本蔑视“支那人”的氛围中经受了尊严被屈辱的痛苦。零余者久居日本,由于中日文化观念的尖锐冲突(日本性开放和中国传统性禁忌),他无法成功地融入日本社会当中,而是一度陷入了两难和失衡的情感选择之中,灵与肉的冲突屡次发生,长期矛盾复杂的心理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为了摆脱自己长时间积淀的这种矛盾痛苦,零余者渴望得到女人的爱,也努力主动寻找过情爱。可是,矛盾的心理和怯懦的性格使他一次次地失败。性苦闷没有解决,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仍主导着他的思想,所以他一直处于忧郁和焦虑之中。为了摆脱性苦闷和怨愤,他试图通过放情山水来戒绝肉欲。每当零遭遇性困惑之后,“他”都会带上爱美生的《自然论》、沙罗的《逍遥游》之类的书到郊外寻找“天人合一”的超脱感。然而,大自然却为人类满足自然欲求提供的宽松的获取性爱的环境。他耳闻了性爱场面之后,再次陷入了无法控制的自责与无法抵御诱惑的痛苦之中。
零余者的爱情是无着落的,精神是孤独焦虑的。他常常靠狎妓宿娼来发泄情欲,同时又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他不断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以及对罪过谴责的焦虑,一味谴责自己的弱点却又不作改变,久而久之这种谴责成为一种残酷的自我折磨、自我毁灭。
零余者由于长久地遭受各种挫败和长期的忧郁、焦虑,最终导致了绝望。为了摆脱绝望,他放浪形骸,出人歌院酒楼,试图以一种狂烈的方式麻醉自己的灵魂,忘却人生的各种痛苦,但是不幸,绝望偏偏挥之不去。
三.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蚀》三部曲为例。
“静女士、方太太(方罗兰之妻)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类型。”——茅盾语。前者恬静、脆弱、耽于幻想,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后者则刚强、浪漫、务实,思想开放。两者都是现代女性。后者我们称为时代女性。
两类女性共同的外在特征:容貌上看:弯弯的细眉,浓而长的睫毛,清澈流动的黑眼睛,细白的皮肤。身材上看:肌肉发展的十分匀称,袅娜婚婷的腰肢,丰腆健康的身体和微微颇动的乳峰。衣着打扮:穿着十二分合身的衣服,紧裹着身体,把全身的圆凸部分显示得淋漓尽致。年龄:大都在二十四岁左右,少妇型的成熟女性。气质:东方人的气质,富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
四.《家》中的人物形象。
觉新的人物形象分析:
a家庭背景:先顺后逆顺:长子、帅气、聪慧、高分逆:失去母爱、被迫定亲、被安排工作、失去父亲
b.作揖主义与不抵抗主义(1)接受家人的婚姻安排——牺牲爱情(2)帮助祖父囚禁觉慧,逼迫觉民放弃逃婚——牺牲兄弟之情(3)同意瑞钰外出生产——牺牲夫妻之情
c.闪光点(1)很善良:关爱自己的弟弟、妻子、家庭(2)有担当: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庭。(3)终觉醒:部分觉醒后开始做出反抗
d、造成觉新悲剧命运的原因(1)社会:接触新思想,但受旧思想影响更大(2)家庭:长子长孙,无父无母,家族庞大(3)性格:软弱善良,与世无争
觉新是巴金为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所谓“觉新性格”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意义,成为人类某种普遍性的悲剧。觉新首先是一个懦夫,同时又是一个清新地认识到自己悲剧性命运的懦夫。他决不是愚昧麻木,“五四”新空气使他和他的弟妹们一样,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但他与他的弟妹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本身又是这一行将崩溃的家庭制度的产物,他无法甩掉这个包袱,轻装前进。他整个人是属于这个制度的,他无法想象自己离开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将会变得怎样。所以他只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他并非不知道其他牺牲者的冤枉,可是为保一己的片刻安宁,只好把同情咽进肚子里。他无法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地反抗这个封建家庭,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长房子孙”,担负着中兴这个家庭的历史责任,他受到的封建教育和个人的道义责任,都不允许他像弟妹那样冲破家庭牢笼,走向新生。他处处维持着这个溃烂了的家庭,甚至为缓和它的内部冲突和崩溃命运而不得不去做它的帮凶。他一次次向恶势力妥协,每一次退让都是以牺牲别人(包括他所爱的人)来换取一己的暂时安宁——为此,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觉新的悲剧,是封建末世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以清醒的头脑眼睁睁地看着把别人(最后也包括自己)送进坟场而无以摆脱的悲剧。他并不怀疑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但总抱有一丝幻想,祈求这最后命运晚一点到来。这似乎也带有一点悲凉的味道,由此也产生了绝望、悲观、深度自卑以至精神崩溃等种种心态。这一形象对于现代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很大概括力的。
觉慧的人物形象分析
a.“人道主义者形象”
形成因素:(1)没有父母,环境冷酷(2)和下层人民的深层接触(3)受到新思潮的巨大影响
b.大胆的叛逆者形象
幼稚单纯——寄望将来、寄望新书
成熟独立——帮助觉民逃婚、果断离开
c.妥协者的形象
无法脱离旧封建家庭,为选择妥协而自我辩解
五.《边城》中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生的化身与极致。这个湘西少女,是渡船老人的外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长期生活在山水间、渡船上,青山绿水与古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又从小常看着老人向那些困惫的旅人赠饮一杯凉茶,甚至不收过渡者的赏钱,过着勤俭、宁静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更替,翠翠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作者细腻地展示了这个少女情窦初开时充满爱的心灵,她喜欢看迎送新娘的喜轿,爱在头发上插朵野花,乐于听人唱歌,因为在一次龙舟竞渡时邂逅船总的儿子傩送,从此暗暗倾心。至此,作者向读者展现了翠翠的青春的觉醒和萌动,朦胧的憧憬和少女羞涩的美妙心态,表现人类感情中极为美好的一面。而在傩送远走,渡船老人又溘然长逝后,翠翠怀着对老祖父的伤悼之情和对恋人的思念,守着渡口,虽有失落,但依然抱着期待,尽管傩送“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采”,翠翠仍一如既往,因循着传统的方式,平和地生活着、等待着。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特别是通过这一人物在爱情生活中的态度,描绘出人世间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讴歌了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1.翠翠是沈从文在《边城》中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倾注了作者“爱”与“美”的理想。这是经过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翠翠的出身具有传奇性,是她的母亲和茶峒的一位军人热恋的结晶,她来到人间,便是天使与爱的精灵。“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她的“爱”,单纯、自然、真挚,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她对傩送的爱情大体经过了萌生、觉悟与追求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船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在朦胧中萌芽、生发。第二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又随爷爷进城看龙船,再遇傩送,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自矜与自尊。第三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执着追求的阶段。在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逝后她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准备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归来,是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是对爱情的忠贞。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翠翠身上重复着与母亲相似的悲剧,但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翠翠远比她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显然,翠翠形象的塑造倾注了作者同情与讴歌的激情,流露着理想化的色彩。
2.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作者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进行刻画的。
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溪边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因而颇受众乡亲的尊重。
老船夫的“善”,主要是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慈祥、仁爱,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的爷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让翠翠的婚事由她自己作主,谁能够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使翠翠动心,就当她的夫婿。他奔波劳碌,翠翠的爱情却连遭波折,他最后郁闷忧愁而猝然离世。总之,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并非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以展示性格的复杂性,而从之于他人、从之于孙女的人伦关系中,围绕着关于翠翠的婚事种种,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位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即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六.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
在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女性的自然存在是动物存在,女性的社会存在是奴隶的奴隶,女性的精神存在,则几乎被窒息,她们的人生归宿是无“家”之根,这里是女性的悲惨世界。劳苦、厚实、被侮辱、被践踏.
《生死场》中女性的自然存在是动物性存在,人如同兽,甚或不如兽。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一捆稻草,金枝是米田上的稻草人,一个垃圾桶,月英是一只患病的猫,她们都以动物的方式生存着。
女性的自然存在是动物的存在,是奴隶的奴隶,女性精神的存在,几乎被窒息,她们的人生归宿是无家之根,在生死场中的女性,遭受着悲惨命运的蹂躏。
七.《围城》中的方鸿渐形象。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我们认为,“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就作品中的基调而言作者还不是对方鸿渐一味地讽刺,方鸿渐还不完全是作者“嘲讽的对象”,而是同情多于讽刺。至于以“多余人”来对照方鸿渐也未免有点牵强,尽管称他是“中国式的”,因为方鸿渐毕竟还是“这一个”艺术形象。再者,说方鸿渐“玩世不恭”,也没有抓到这一形象主旨,还没有观察出作者描写他陷入人生的“围城”中奋力挣扎的情景,更没触及到他在人生的“围城”中被围困被折磨的痛苦心境,毕竟他是困苦的,是在不断挣扎的,而不是一味的“玩世不恭”。所以,我们称之为“围城人”更为确切些。
道德的困惑,无用的人生——无用的人
萎缩的精神世界,困惑的爱情――情场的输家
失败的事业――事业的多余人
悲剧性格造就悲剧人生――悲剧的人
(一)缺乏斗争精神和坚强的毅力,消极被动,逃避退却
(二)缺少自知,虚无淡薄的自省意识,软弱无能、优柔寡断
(三)盲目懵懂,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造就怯弱性格
八.《在酒楼上》吕纬甫的形象
吕纬甫的形象实则代表了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是一种消沉的,颓废的精神状态。吕纬甫早年是一个敏捷精悍、热衷改革、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实改变了他,为了养家糊口,他变成了一个精神呆滞、恍恍惚惚、敷衍了事、随波逐流、妥协屈服、丧失自我的沉沦者。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他的挫折与失败,实则是与新型知识分子的所遭遇的困难如出一辙的。
九.《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的形象
《竹林的故事》以竹林为背景,用第一人称手法,描述农家女阿三从童年到结婚几个生活片断,塑造出一个贤惠乖巧的女性形象。是新文学初期最富有诗情画意和青春气息的作品之一。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写竹林、菜园、茅舍、少女,把自然景物灵化,把世间人物雅化,以真挚、友好的感情,塑造了一个生长在宁静的宗法制农村的纯洁、天真、优雅、生气勃勃的乡村劳动少女——三姑娘的形象。以竹林为背景,用第一人称手法,描述农家女阿三从童年到结婚几个生活片断,塑造出一个贤惠乖巧的女性形象。作品具有田园般的诗情画意,风格冲淡朴实。
东方情感的特色是含蓄与敦厚,感情交流方式讲究性灵的意会,《竹林的故事》里无论是老程一家的父女之情、母女之情,还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他们一家人的命运的感慨都体现了这个特色。而文章里的种种“意境”正是和这种感情特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三姑娘陪老程抓鱼的那段,父女之情就是和捕鱼时描绘的这个“境”紧紧融合在一起的。“赛龙灯”那段,母女两人因为都太为对方着想而起了争执,她们的情绪心理变化与黑夜里遥见遥想的赛会景象交错描绘而产生的意境真令人有如亲验的感觉。而全文的最后一个“境”,是由“我”多年之后回乡在河边坝上遇到了三姑娘而起的。这个“境”在既是全文节奏上的高潮,也是总和全文叙述风格的文眼:“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霚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了波皱。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这个“境”里“我”的情绪情感,从全文一开始平和的叙述语气里就开始酝酿了——“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他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在接下来全文中“我”的叙述,无论是对三姑娘的喜爱、欣赏的柔情,还是对他们一家命运的同情,始终都保持在隐而不发的含蓄平和之中,直到最后——“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作者就是这样把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艺术特色,情感特色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推到了极致。这个“境”里揉合了对故土的回忆、对美的爱怜、对善的同情,对命运的哀伤与无奈,又真正表现出了东方传统文化里含蓄与敦厚的美。
十.《小城三月》中翠姨的形象
《小城三月》讲了一个关于“我”的姨——翠姨的爱情故事,作者以一个家族小辈的角度,用淡淡的笔调、平稳的口气讲述了这样一个无疾而终却又透着无尽悲凉的故事。翠姨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同时又受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束缚,她想爱而不能爱,她想反抗而无力反抗,最后只能用死来了却她的一生。
翠姨的家庭显得有些封建,对于婚姻,家长们似乎只注重男方的经济基础:“婆家有钱就好了”。如此一来,翠姨的亲妹妹十七八岁便订了婚,顿时成了赅钱之户。这一段婚姻文中并没有费太多的笔墨去刻画,只在文章第五部分交待了一下:“绝不会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她即翠姨,由此不难看出翠姨妹妹的结婚是个悲剧。
翠姨的觉悟远远高于她妹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订了婚以后。翠姨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人也变得少言寡语。“她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这远远的哈尔滨市影痴望着……”。恰恰这就是她真实的气质表现。翠姨这个人物原型其实就是萧红本人。
听到即将出嫁的消息,翠姨蹊跷地病倒了。撑着病体买嫁妆居然成为了她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时刻,这听起来是否有些荒谬?笔者实在有些难以面对小说情节这样的发展轨迹,可转念一想,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推而广之,翠姨最后的岁月是她想得到的能够享受无拘无束、不受丈夫和公婆束缚的最后一段时光,“生如夏花般之绚烂,死如秋叶般之静美”。本来,翠姨照理是与“我”的哥哥般配的,两者的气质也很符合,完全可以胜过翠姨妹的一桩婚事。可是这毕竟不是童话,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能拥有灰姑娘、白雪公主那样美满的结局的。
“我的命,不会好的。”翠姨是个明白人,她很早就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每个女子都会经历从少女到少妇的转变,而翠姨的未来很可能与蔚蓝无缘,惟有不顺心纠缠着她。她看到了前途的黯淡,为了心中的理想翠姨强作笑颜坚持读了一些日子的书,最终,翠姨平静地逝去了。天地为之哀恸,草木为之凋零。
在她的内心里是渴望新奇事物的,尤其渴望爱情,只是这种渴望被掩藏在内心深处.在封建习俗的包围压迫下,她必须小心翼翼,言行格外拘谨小心,对于她喜爱的东西,她不仅不敢直抒胸臆表露喜爱之情,甚至还要作出十分不屑的假相,以免遭到别人的讥诮。然而她又是那样一个执著的女子,即使只是内心的执著没有付诸于行动,然而她的信念就是那样的,没有人可以改变,即使死亡!
翠姨的性格直接导致了她的失望。她腼腆、柔弱、纯情,她没有去反抗与争取的能力与勇气,她只能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她的希望。翠姨的世界是万分复杂的,过分的复杂让她的选择没有空间。翠姨的爱是一种没有成功希望的冒险,相比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她的爱更不能为世人所容,因为她与“表哥”是姨与侄的关系。
翠姨的悲剧美尤其在于传统之外有一点新化。如果她是传统的,她不过腼腆,贤淑;如果她完全新化,她也就会热烈、坚强。但她在新旧之间,为我们显示了一种既贤淑又聪慧,既腼腆又充满向望,既柔弱又不无勇气的激情少女情致。正如小说末尾,那马车再也驮不动美丽的甚至圣洁的翠姨了。在文明与传统夹缝里生存的翠姨,她选择的悲剧的命运其实就是最幸福的了。正如她所说:“我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十一.《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分析
①吴荪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形象。他游历过欧美,学会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有着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气魄,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冒险、刚强、自信的性格。为了实现他的宏大计划;在与赵伯韬的斗法中,确实显示了他法兰西资产阶级式的性格。然而,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面前,他的公司连连失败,节节溃退乃至遭受灭顶之灾。在沉重的一击之下,那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的性格本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动摇、悲观、虚弱、颓废,乃至企图自杀,等等,充分揭示出人物内心的恐惧。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致命弱点。
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吴荪甫既有被压迫的一面,又有压迫者的一面。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时,他采取的是残酷的手段。《子夜》以吴荪甫与工人的矛盾冲突为另一条线索,充分地显示出吴荪甫既残酷反动又外强中干的阶级特征。同样,在对待双桥镇农民暴动的态度上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本性。在家庭生活中,他采用的则是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作风。
③吴荪甫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对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对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极端恐惧与仇视。这种两重性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夹缝中,同时也决定了他命运的必然悲剧结局。
④吴荪甫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主观因素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客观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导致的必然结局。通过这一形象,作者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的深刻思想内涵。同时,吴荪甫的形象还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倒向国民党反动统治一面的暗淡前途,以及所谓“实业救国”的破产。
十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形象分析
《我在霞村的时候》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贞贞。贞贞是一个肉体遭到侮辱而灵魂贞洁,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和泯灭爱国良心的女性。贞贞身患重病,但并没有倒下,而是忍辱负重,做出重大自我牺牲,完成任务。贞贞没有在沉默中倒下,而是从“沉默”中“爆发”出新的生命的希望。面对包围她的误解、鄙夷和冷漠,她昂起头来,坚定起摧毁不了的生活意志,渴望读书、学习、工作,“再新作一个人”。她忍辱负重追求美好的生活信念,毅然决然地走上她的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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