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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连载三

读书成癖

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高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能成为一位思想家、革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包括一些外国的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会有同感。　　而毛泽东之所以有渊博的知识，是与他毕生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分不开的。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欲望愈来愈强烈。　　毛泽东跟书籍真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都放着书。他外出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带些什么书。他经常是亲自拉个书单，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便会根据书单所列，把书带上。在火车上，在轮船上，在飞机上，毛泽东也不会间断他的读书活动。　　自从眼病好了之后，毛泽东用于读书的时间更多了。患白内障时，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看书，或者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旦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大量读书。他每天除了睡觉休息，批阅文件，接见外宾之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看书。有时一天竟然读上十几个小时。读书成了他的最大乐趣，成了他的嗜好，毛泽东简直是读书成癖。　　毛泽东几乎都是躺在床上读书。由于他身患疾病，只能左侧躺着看书，躺着看书这已是毛泽东多年来的习惯。在小孟的记忆里，十几年前与主席交往时，就发现了他的这种读书姿势。　　小孟说：“您老是躺着读书，十几年如一日，真是练出硬功夫来了。” 　　毛泽东说：“你说得对，硬功夫都需要去练，你也可以练出来嘛。” 　　小孟说：“我可不愿躺着看书，听医生讲，这种姿势对眼睛不好。” 　　毛泽东说：“医生的话就都那么对？你们这些人呐，动不动就是医生怎么说。” 　　毛泽东不仅躺着看书，有时边吃饭边看书，60年代还听说他在上厕所的时候，也习惯拿着本书看。　　毛泽东躺着读书，常常是把书卷起来，用手托着转着看，看着看着，会顺手拿起铅笔在书上画些只有他自己懂的符号。他的床头小桌上总是放着削得很细的铅笔。他在书上画的符号有：△、？、○、×、√、□、～、一、二、三，这些符号，他在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都有注解。这些符号，往往反映了他在读书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直接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赞成，深思与不解。　　毛泽东在书上画的问号尤其多，有的一页上多达4—5个，有的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毛泽东在书上还常常写些批语。翻开他看过的书，常常看到书上很多地方，是圈点细密，杠画不断，字句连绵，圈旁有圈，杠外加框，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　　毛泽东的这些符号、批语，足以证明他读书多么认真仔细，多么刻苦精勤。　　小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看到他常读的书有：《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当然,她不可能全记住,因为毛泽东阅读书籍的范围太广了。　　80多岁的毛泽东,读书竟然使他有忘掉一切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向着知识的宝库不停地汲取着智慧的力量。他既不是像学生填知识以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对未知的好奇。他是一位对知识的热情追求者。也许在他看来，他从书本中所获得的每一点新知识，所吸收的每一种新学说，所冒犯的每一个旧观念，都是一次胜利，一种喜悦。他发问、选择、排斥、否定、判断，把他所读到的一切都作深刻的分析。　　他是诚实的，他是勇敢的，他能冷静地思考，他对真理有一种厚爱。他常常深入到书的头部，仔细地咀嚼，认真地品尝。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用它的力量来补养他，然后才告一段落。　　这是研究学问的人不可缺少的作风。80多岁的毛泽东，依旧显示出他那不屈不挠的气概。尽管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生活上已经不能完全自理，但当他读起书来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至于什么时候该翻身，该活动，该吃药，该打针，该喝水，该吃饭，他通通认为是多余的，他都可以完全忘掉。　　小孟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她看毛泽东已连续读了五个多小时的书，还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默默地读着，小孟怕他过分劳累，便走过去轻声提醒：　　“主席，您该休息会儿了。” 　　但毛泽东仿佛一点也没有听见，依旧在那里读他的书。于是小孟便稍稍把声音提高了些，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回过头来，大声一吼：“滚！”这吼声真把小孟吓了一跳，她只得悄悄走开。　　事后，毛泽东自感做得不对，又主动向小孟道歉，就像那次给小李道歉一样。　　当然，有些时候却与此相反。有时当小孟提醒他休息的时候，80多岁的老人，在年轻的姑娘面前，变成了听话的孩童。她发觉，他并不异于他人，有时更像一个有着大人身体的孩童罢了。小孟的提醒，会使他乖乖地把书放在一边，眼睛微闭，静静地躺在那里，闭目养神，平心静气地休息。　　有时，小孟看毛泽东手里托着书，似乎在看，但走近一看，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于是小孟便轻轻地关上壁灯，床头灯，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床前，把他的书从他手中轻轻抽出来，放在小桌子上，又把他的眼镜慢慢摘下来，让他好好睡觉。但等刚刚摘掉他的眼镜，毛泽东马上又清醒了。一醒过来，又顺手去找桌子上的书。这时小孟只得又给他戴上眼镜，打开床头灯，打开壁灯，让他接着读下去。这样的读书，有时会达七八小时之久。　　毛泽东的卧室就是书房，因为他的读书活动，几乎都是在卧室里进行的。他有一张特制的带双床头的木制床，放在卧室的中间。床的一侧是两个又高又宽的大书柜，他经常看的书大部分放在这里。他还有一个藏有数万册书的图书室。他的床另一侧有一张小桌，小桌的外边又有一张大方桌，上面摆放着他阅过或待阅的各种文件。　　毛泽东除了自己读书之外，有时还让小孟念给他听。　　毛泽东喜欢唐诗，在他卧室里的那张桌子上，常常放着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有好几种版本，而且有一部《全唐诗》。他对唐代诗人中的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尤其推崇。他常常被他们诗中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他有时自己边看边读，自言自语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　　有一次，毛泽东让小孟给他读唐诗，小孟大声朗读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小孟刚刚读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毛泽东便一下子笑出声来，随即说：　　“你再读一遍最后那句我听听。” 　　小孟不明白主席笑她什么，又大声读了一遍“遍插茱萸少一人”。　　毛泽东听完之后，坐起来顺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两个字：“茱萸”。让小孟过来，指着“萸”字说：　　“你去查查字典看，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 　　小孟抱着本大字典，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这个字，一看字上的拼音，才知道自己读错了。她忙对主席说：　　“这个字应该读yú(鱼)。” 　　毛泽东点点头，慢慢地说：　　“这茱萸是落叶乔木，还是一种药材呢，插上茱萸，可以避邪。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我就看见过插茱萸的。” 　　毛泽东能一下子发现那个字音读错，可见他对这首唐诗有多么熟悉。

毛泽东常常这样给小孟纠正着，有时读到很生僻的地方，小孟读不下去了，毛泽东很快就会给她接上。有一次，小孟读杜甫《进艇》这首诗：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当小孟读到第五句“俱飞蛱蝶元相逐”时，不认识“蛱”字，在这里卡住了，小孟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下来，把后面四句一下子就念了出来。对于这样一首并不是很出名的唐诗，毛泽东竟然倒背如流，稔熟于心。小孟不得不佩服地说：　　“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地说：　　“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小孟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几次：　　“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提醒，便马上放低声音，放慢速度。但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又变快变高了。　　这时毛泽东会开玩笑地说：　　“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累，你是不是在跟我吵嘴哟？” 　　小孟也笑了，她抱歉地说：　　“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儿？老是太快。”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毛泽东依旧在读着他所喜爱的书。几天来，只要毛泽东自己看书，小孟便也拿本唐诗读起来。她怕毛泽东让她读时老读不好，她也像应试的学生一样，在认真地准备着。　　有一天，毛泽东听京剧唱片，刚听了没几分钟，就对小孟说：　　“别听了，还是请你再给我读几首唐诗吧。” 　　小孟见毛泽东又要让她读唐诗，她倒挺高兴，她心里觉得有底。她把留声机关上，顺手从毛泽东床头的小桌子上拿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边翻边说：　　“我每次读诗都读得不好，还老让您纠正，这次我得选一首好读的，保证让您挑不出错来。”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读诗就是学习嘛，要知难而上，你这个孟夫子却是择易而读。可以嘛，你随便读一首我听听，读好读的。” 　　小孟一翻，正好翻到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她对这首诗读过好几遍，差不多都快背下来了。于是她便很有把握地放高声音，放慢速度，郑重其事地朗读起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毛泽东听了，连声称赞：　　“孟夫子选得好嘛，这首诗虽短，可内容是情深意长噢！孟夫子，这次你读得也好，看来你不用纠正三次嘛。” 　　原来，这首诗过去小孟也曾给毛泽东读过，总是把‘怆’字读错。毛泽东已给她纠正过两次。　　小孟听了毛泽东对她的夸奖，也很高兴，并说：“就这么一个‘怆’字，我再记不住，那我也太笨了，我的记性还不至于那么差。”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便接着说：　　“我可不敢说孟夫子笨噢，孟夫子可是个聪明的姑娘。怎么样？再读一首听听。”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小孟便早有准备似地读起杜甫的诗《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首诗是小孟多次给毛泽东读过的。之所以是多次，因小孟觉得这首诗读得特别顺口。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事，毫无雕琢。而毛泽东也特别喜欢听这首诗，每次小孟读完之后，他自己还要再吟诵一遍。这样，小孟就在这本诗集里夹上一张小纸条，做个记号，一翻就能找到。只要毛泽东让她读唐诗时，她便很快找到这首诗，顺畅地读起来。　　读完这首诗后，小孟自己也感到了满意，她又问毛泽东：　　“您还想听读哪首诗呢？”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会儿，他没有马上回答。正当小孟准备把书放下，安排他休息时，毛泽东突然又发话了：　　“孟夫子，读读白居易的《长恨歌》吧！” 　　毛泽东的这句话中，把《长恨歌》说得特别重，语调里有一种惆怅，又有一种恳求。　　白居易的《长恨歌》？小孟可从来没有给他读过这首诗，但她有一次倒是听毛泽东吟诵过其中的诗句：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当时听毛泽东吟诵这些诗句时，小孟便跟他开玩笑地说：　　“您会那么多诗，出口成章，老是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您是个大主席，又是个大诗人，真了不起啊。” 　　“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名句呀，很有名嘛。” 　　这次毛泽东让小孟读《长恨歌》，她倒回忆起毛泽东吟诵过这首诗。她开始翻目录，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长恨歌》，白居易…… 　　毛泽东看小孟找得怪着急的，便打趣地说：　　“孟夫子，还是让我来找，你是视而不见哟。” 　　小孟还是不服气，便说：　　“您先别着急，我肯定能找到。” 　　“如何查目录？孟夫子，这是有规律的嘛。这首诗是七言古诗，你应该从这个项目里去找才是。”小孟连“七言古诗”这项也找不到，越着急越找不到，她便不情愿地把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拿过书，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马上递给小孟：　　“孟夫子，有眼不识泰山，这不是嘛！” 　　小孟接过书来，开始朗读起来，她读得很慢，总觉得不太顺当，好不容易才读到最后几句：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小孟读完最后一句时，毛泽东已闭着眼睛，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他是在感叹？还是在联想？　　后来，毛泽东又让小孟给他读过几次《长恨歌》，毛泽东从这首诗中，到底感受到了什么？他为什么多次听这首诗？他是赞赏诗中哀艳动人的故事，悠扬宛转的诗句？还是对诗中所提出的告诫表示慨叹？或许二者皆有，或许另有所见？　　毛泽东嗜好读书，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而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是要看书。当时政治局的常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的含糊与声音的微弱，连最能听懂他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纸笔，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个“三”字，又用手敲敲床头。还是秘书猜出了他的意思，当时三木正准备下台，当秘书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书拿给他看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态。　　毛泽东的手已没有托住《三木武夫》这本书的力气了，尽管这是一本很轻很轻的书，只好由小孟为他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　　《三木武夫》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他没有读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没有读完的一本书。　　书，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书，同他的伟大实践一样，给了他无穷的力量。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就想见见那个抬不起头的人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和柳亚子一起游颐和园。他们之间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柳亚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早在年5月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就认识了毛泽东，他们之间常以诗词和答，毛泽东对柳亚子先生很是敬重。　　毛泽东和柳亚子漫步来到颐和园的长廊，远方波光粼粼，杨柳依依，十七孔桥、龙王庙笼罩在暮色中，面对着风光旖旎的昆明湖，清风徐来，好不惬意。柳亚子发出感叹：“慈禧这个人腐败无能，每日花天酒地，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应该用来建海军的钱挪用来修颐和园，建她个人的乐园，真可耻。” 　　毛泽东听了却不以为然：“慈禧用建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这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起，今天人民也可以来游玩享受，这总比他们挥霍掉了要好呀。”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演员，是毛泽东常来常往的客人，与毛泽东关系密切，因此谈话也就很自然随便，毛泽东每次见了她，总称她是“群众领袖”，常常让她讲一些“文革”动态。一次，这个演员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她汇报之后，又问她：“小林啊，还有什么新闻么，每次都想听些小道消息么。”小林想了想，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就很果断地说：“没有了，能告诉您的，我都说了。” 　　“噢？能告诉我的都说了，那也就是说还有不能告诉我的啦。” 　　“主席，有些事情不想跟您说，您那么忙，不能总干扰您啊。” 　　“忙倒是忙，但还是想听听你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你们那个小姜怎么好久不来我这里了呢？” 　　毛泽东忽然提到了小姜。这是小林最不想说的，但不知为什么，今天主席倒主动提起了她。　　说起小姜，小林立刻为难起来。小姜是她们宣传队的一名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很积极，颇有一股子闯劲儿，与毛泽东关系也不错，常来看望毛主席，并向主席汇报一些情况。的确，小姜已经有几个月不来主席这里了。但她的情况小林一直瞒着主席，她几次都怕毛主席问起小姜的情况，因为她觉得这样的事情不便于跟主席说，主席万一知道了小姜的情况，指不定得怎么生气呢。没想到这次主席主动问起小姜。小林真有些不知所措了。说吧，主席肯定生气，万一有批示，那就把事情闹大了；不说吧，又搪塞不过去，对毛主席必须是忠诚的，不能撒谎。于是，小林非常犹豫。毛泽东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他越发追问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么，天塌不下来，痛痛快快地说么。”小林实在没办法，才道出了真情，很紧张却又慢慢地说：　　“小姜犯了错误，她和她的男朋友出事啦，怀孕都七个月，被人发现，没法子去外地打了胎，她也受了好大的罪……” 　　毛泽东听了小林的讲述之后，没马上说什么，停了一会儿，又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一口之后，才说：“这件事情，你们怎么处理的啊？” 　　“我们革委会做出决定，让她去五七干校锻炼锻炼，她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在劳动中才能得到改造，您说这样处理行吗？” 　　毛泽东听了之后，沉思片刻，然后说：“媳妇生孩子就有理，大姑娘生孩子就有罪？这是自古而然噢。” 　　小林听了之后，很不理解，她原来很担心主席会做出什么对小姜更严重的处理决定，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主席会说了这么几句话，她真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又确确实实是毛主席说的，她虽然也知道，毛主席常常说些一般人不说的话，甚至常常说些与常理相反的道理，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主席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心直口快、不太会拐弯的小林立刻说：“那您的意思是大姑娘生孩子也没罪了，那这不是鼓励道德败坏么。” 　　“你这个傻丫头，看问题总爱走极端，非此即彼，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么，没有绝对的‘功’与‘罪’么。” 　　小林听了，总还是不理解，又说：“小姜特别怕再到您这里来，她觉得没脸见您啦，她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她写了好几次检查，对问题有了些认识。但她总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 　　“噢，有认识就好么，你回去告诉她，我就想见那个抬不起头的人。” 　　小林将毛泽东的话转告了小姜，小姜很受感动。　　她特地到中南海来看毛泽东。毛泽东跟她说：　　“你这个戴罪人，我还是欢迎你来么，身体怎么样？” 　　几句话说得小姜倒怪不好意思的。　　这次之后，小姜又恢复了与毛泽东常来常往的活动，她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这么宽宏大量，还能原谅一个犯严重生活错误的人，她在团里都抬不起头来，都被人背后指指点点，被人们议论纷纷，在毛泽东这里化解得几乎无影无踪，于是，她又挺胸昂首地活跃在空政歌舞团的大院里。有一次，小姜和几个文工团员去毛泽东那儿做客，她看见毛泽东卧室的台历正??到3月8日，便有些不解地问：“主席，今天都4月22号啦，您的台历怎么还是三·八啊。”主席却笑笑说：“你不知道，三·八妇女节要在我这里过好久噢！”一句话，说得同来的几个姑娘哈哈大笑，小姜说：“主席，您可真爱说笑话，您又不是女同志，过什么三·八妇女节啊”。　　这天，毛泽东的谈话兴趣挺高，又打听文工团的运动情况，姑娘们讲到团里正在搞“红色海洋”，大院里到处都要有语录，有革命口号，还要每天搞“早请示、晚汇报”，毛泽东听了这些便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鲁迅先生是思想家，他的作品值得人们去思考，他有一篇小寓言真是既好懂，又深刻呢。” 　　姑娘们一听是讲寓言故事，便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小姜急切地问：“鲁迅先生的寓言故事我们还真没读过呢，快讲讲吧！” 　　于是毛泽东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起来：　　“这个故事叫‘乌鸦和狐狸的故事’，而鲁迅先生又加以发挥。老乌鸦和老狐狸都已经死去，但它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有一天小乌鸦得到了一块肥美的肉，飞到一棵树上，正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没想到小狐狸跑过来，在树下对小乌鸦说：‘乌鸦小姐，你的羽毛多么美丽啊，你的歌喉也很迷人，如果你能为我们唱一支歌，那一定是很动听的’。小乌鸦听了小狐狸的赞扬，心里想，我父母就是上了你们的当，你今天又想来欺骗我，休想，滚蛋吧。小狐狸看小乌鸦不动声色，于是就把脸一拉?，愤愤地说：‘谁不知道你们乌鸦是扫帚星，你们飞到哪里，哪里就有灾难降临，大家都讨厌你们。’没等小狐狸说完，小乌鸦早已沉不住气啦，它要立刻给予回击，但刚一张口，那块肉就掉在了地上，狐狸便立刻叼着那块肉跑掉了。” 　　“当你千方百计地注意一种倾向的时候，却从相反的方面犯了同一种错误。”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像对孩子似地问：“这个故事好听吗？什么‘红海洋’，过了头了嘛，回去说：不必要这么搞……”

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

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是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时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锦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午饭，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神态很悠闲。看来，今天他是不准备读书了。他微笑着看着小孟，然后指着他桌子上放着的那部《资治通鉴》，问道：　　“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 　　不等小孟回答，毛泽东便又接着说：　　“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 　　毛泽东这最后一句话的语调里充满了惋惜和遗憾，但却没有丝毫的消沉。他接着问小孟：“孟夫子，关于这部书你知道多少啊？” 　　小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知道这是一部写历史的书，听老师说是司马光写的。” 　　毛泽东又认真地追问了一句：“还有呢？” 　　小孟羞怯地摇摇头。　　毛泽东看出了小孟不好意思，又接着说：“当然，这不能怪你，这部书要是从头到尾，认真读上一遍，得好几年的时间呐。不过，我还是劝你读一读，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这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小孟回答说：“试试看吧，我怕没那个毅力。” 　　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分认真地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还是个挺关键的词呢，不改不行。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人就不会感到累了。咬着牙看书，你那个毅力再大，也还是看不下去的。有了兴趣，越看越有味道，还会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 　　小孟说：“我看您就是对看书有兴趣，一天老看书也不嫌腻，还老看历史书，对历史书我就是读不进去。”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并无责怪，接着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对不对呀？” 　　小孟连连点头。毛泽东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对呀？” 　　“主席说的还能不对？”小孟不假思索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说：　　“我说的就都对呀？那可不见得。金口玉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永远也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啰。就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都信。” 　　小孟说：“我看书时，总觉得书上写的还能不对吗，所以特别信，百分之百地相信。” 　　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不紧不慢地向她解释：“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你白读了。” 　　“我读书可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小孟天真地向毛泽东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说：“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往往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你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您读书能怀疑，我可是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毛泽东说得不紧不慢，真是慢慢道来。但却是那样肯定与自信。说到这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很薄的书递给小孟说：“这是一本写《资治通鉴》的书，写得不错，好读得很，有时间的时候看看，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 　　十几天之后，小孟把那本小册子送还给毛泽东。通过读这本书，小孟觉得对《资治通鉴》多少有了些了解。所以，她把这本书送还给毛泽东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既有对毛泽东的敬佩，真没想到那样一部大书，他竟能读17遍，真是了不起。同时，她也感到这十几天很有收获。她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毛泽东再向她问起《通鉴》，自己总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当小孟把书还给毛泽东时，他微笑着对小孟说：“书看完了，可不能白看噢，要发表点见解，不吝赐教才对啊！” 　　毛泽东的玩笑话中却透出一股子认真劲儿。小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资治通鉴》，只能说有了一点点了解，我还有许多地方不知道呢。让我说，也只能是提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了解一点点也好嘛。看来是略知一二了。光提问题也可以嘛，能提问题就是一种提高。” 　　于是，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场既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或者说更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作为学生的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还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真是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都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小孟：“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是一面镜子，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不从头写起？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 　　小孟：“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有讲到？” 　　毛泽东：“你上学时，读过的历史课本太简单，怎么能讲那么细？这年，周天子承认韩、赵、魏三国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啰，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小孟：“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小孟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她心里想，我们这段历史还不知谁去写？怎么去写呢？但愿能写得真实点儿。她记得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他个折扣。　　稍稍停了一会，毛泽东便又接着说：　　“孟夫子，你看《通鉴》最后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小孟：“当然不行，看来，历史书里也有不少不可信的东西。《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小孟：“这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3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见过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小孟：“您快别说了，真是吓死人。您今天讲了这么多，真使我长见识。今天您真是越说话越多，该休息了。” 　　毛泽东：“今天就到此休会，听你的，孟夫子。”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他刚刚睡过觉，显得很有精神，坐在床上，习惯地又把头靠在了床头。他招招手，示意让小孟过来。　　当小孟走过来之后，毛泽东抬起那双并不明亮的眼睛，看了看走近来的小孟，然后用手指了指床边的软椅，让小孟坐下。毛泽东看小孟坐下来之后，才慢慢地说：“我们的讨论会什么时候开幕啊？” 　　“开幕闭幕还不是由您决定。” 　　“现在开幕！”毛泽东有意把声音抬高了说。　　小孟笑着说：“您的记性还不错，没办完的事还得接着办。您等一下，我去拿我的笔记本，我的问题都在本上记着呢。” 　　小孟去她休息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翻着她的小本子，开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小孟低头看着小本子，她坐得直直的，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　　毛泽东：“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小孟：“做到这点不容易，我们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分成两大派之后，原来的朋友因不是一派，就变成了仇人，攻击起来，简直不择手段，哪里还谈得上尊重。” 　　毛泽东：“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小孟：“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小孟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 　　毛泽东：“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小孟：“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之后，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小孟：“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自从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出书可方便多了。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天，毛泽东谈锋甚健，面无倦色，谈得兴致勃勃。小孟听得非常认真，她觉得自己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真是大有收获。她看到毛泽东愿意谈，也就不断地提出自己想到的问题。她又提出了关于武则天的问题。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以前谈过许多，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是注意研究的。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谈到这里，小孟记起了毛泽东曾给她讲过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碑的事：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谈了武则天之后，小孟又转了话题：为什么这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　　小孟：“‘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年也不行噢。” 　　小孟：“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谈到这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似乎笑得十分开心。然后，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看着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有些倦意，小孟忙说：“《通鉴》里有不少故事，以后您给我讲讲吧，我就爱听故事呢。您该休息休息了，您今天说得太多了，把您累坏了，我可担当不起。” 　　毛泽东微微睁开眼睛说：“你这个孟夫子，就是怕负责任，看来，今天也是该告一段落了。《通鉴》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和小孟的一番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他们之间最长的一次谈话。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

《红与黑》与《红楼梦》

毛泽东很愿意与人谈论问题。特别是遇上他感兴趣的话题，他会滔滔不绝，不知疲倦。他有时会忘记了自我。即使到了晚年，他依旧谈锋甚健。　　那还是小孟进中南海不久的日子，主席精神尚可，视力不行，但说说笑笑的时候较多。　　这一天，主席望着无所事事的小孟说：“孟夫子，称你是孟夫子，可真有点冤枉你。你和历史上的孟夫子有相同之处，是一个祖宗，他姓孟，你也姓孟。可那个孟夫子，是个大学问家呢，你这个小孟夫子，读书甚少，愧对祖宗罗。应该争口气，多读点书，读进去，钻出来。我说过，在我这里，是看书管够嘛！我这里的存书，就够你读一气的了，你想读什么书，只要找小周，他会借给你的。” 　　尽管主席的语气十分和缓，近乎于漫谈，也像是在开玩笑，但小孟还是隐隐地感到了主席话里的那种批评成分。她并不感到委屈，因为主席的态度是诚恳的，所说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小孟望着主席那明显苍老的面容，那走动都有些困难的双腿，她被主席的真诚与坦率深深地打动了。她第一次和主席认真地谈论起这个问题来。　　小孟说：“主席，您也知道我的水平。读读报纸、文件可以，您的那些书，我能读懂的没有几本。看不懂的那么多，可怎么个读法呀？” 　　“能读懂几本就先读几本嘛，这几本真的读懂了，还会影响下几本，至少是来了兴趣，有了信心。有兴趣就不觉得枯燥，有信心，就不觉得困难了。真的看不懂，还可以问嘛。学问学问，就是又学又问。可以问周围的人，也可以问我嘛。” 　　主席说着，又拿起笔来，在一张小便条上，写下了两个字：“学问”，顺手拿给小孟，对她说：“你就是要边学边问。我年轻时候，就当过教员，现在老了，但教你这样的学生，还是可以的吧！要是把我也问倒了，说明我也不懂，我再去问嘛。问书，问人都可以，反正谁会谁就是老师，那咱们可又成了同学啰。我是不怕你问，就怕你不问。” 　　小孟听到这里，高兴地说：“我能向您请教，请您当老师，那当然好啦，就怕您不教我这个笨学生。” 　　主席又笑了，打趣地说：“我还就愿教笨学生。你不知道，我也有好多老师，章含之教我英语，是我的英文老师。我在她的面前，也笨得很呢。一句英语，教我好几遍，我都记不住，你说笨不笨？可章老师却还是不嫌我笨，越笨越教。” 　　自从这次谈话以后，小孟便有意识地为自己订下了一条，只要主席精神还可以，她就向他提些问题。她还曾这样想过：如果我提的问题，能把主席问得哑口无言，那才有意思呢，那主席会是怎么样呢？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情况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天下午，主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红与黑》。看过电影后，大家不免对片中的情节和人物进行议论，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主席这时虽然并没有显出疲劳的神态，但他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不知是在倾听，还是在深思着别的事情。　　而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到主席拿起一本书，开始读起来的时候，便都很自觉地离开了。大厅里又恢复了往时的宁静。　　主席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那里的小孟，放下手里的书，问道：“孟夫子，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啊？” 　　主席并没有等小孟回答，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让小孟现在回答，而是接下去说了一句小孟没有想到的话：　　“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小周那里借一本《红与黑》，看它一遍，至少一遍，然后再谈。书里的东西，有时是电影里无法表达的。你不是读过《红楼梦》吗？还可以再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 　　小孟真的从小周那里借来了这本书，认真地看了一遍。因为小孟平时有一种感觉，总觉得自己知识太少，水平低，谈问题有时谈不到点子上。这一点，她隐约地感觉到主席似乎也有相同的看法。所以她这一回，不但看得很仔细，而且像准备考试的学生一样，认真读，还做了读书笔记，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疑问都记到了一个本上。她要让主席看到，她小孟，这次不仅认真看了书，而且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还要力争使自己的见解有一定分量。　　主席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并能对全书及书中各种人物作出独特的评价，当然，总是以他那独特的标准。有些评价，猛听起来，似乎像是漫不经心地说笑话，但若细心地咀嚼起来，却又不得不承认，他有他的道理。　　他对王熙凤的评价甚高，认为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称赞她有战略头脑。一次，他风趣地举例说：　　“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哟。” 　　主席还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　　“你看，她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至死不悟。” 　　就是以这样的标准，他不止一次评说过《红楼梦》。令小孟惊异的是，主席虽已80多岁的高龄，但记忆力却还是非同寻常，甚至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出自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有时，还将各家不同评说进行比较，可见他对这部书的特殊喜爱与熟悉。　　毛泽东多次精读《红楼梦》，他是把这部书作为历史来读的。因此，他说：“不读《红楼梦》，就不了解封建社会。” 　　“孟夫子，你读过《红楼梦》吗？”主席有一天忽然这样问小孟。　　“别的书没看过，这本书还真看了一遍。”小孟回答。　　“噢，读了《红楼梦》，那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这本书好看吗？”主席像是在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在说话，显得非常和蔼。　　“有的地方挺好看，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段写得挺有意思，有的地方也看不太懂。” 　　“是啊，《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也还是没看懂，这个不奇怪嘛。” 　　“主席，我怎么读到最后，看到他们的家族四分五裂，家境败落时，心里有点儿同情呢？”小孟向主席谈了自己的感受。　　“是吗？不仅你有同情，我也有同情呢，但又一想，也就不同情了。荣国府、宁国府的败落，只不过是暂时丧失了吃人的权力。这个府与那个府的此起彼落，不过是狗咬狗的输赢，同情是大可不必的。” 　　“我同情林黛玉，可不喜欢贾宝玉，他对那么多女孩都好，这叫什么事啊，一点都不专一。”小孟又提出了个话题。　　“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哩。但是她的小性儿也够人受的。贾宝玉，是个很有性格的男孩哩。他对女孩好，那是因他觉得女孩受压嘛。大观园里的女孩总比那些男人干净得多，你还不懂贾宝玉。” 　　主席对《红与黑》也颇喜爱，他多次读过。西方的小说，这可能是他读得最仔细的一部。他曾几次建议别人读这部小说。　　这一天，又该小孟值班。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由于主席的房间里，终年保持着23度恒温，屋里感觉不到外边四季的变化。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那一片碧绿的世界，是令人感到了夏日的气息。　　主席坐在沙发上，漫谈式地把《红楼梦》和《红与黑》相提并论起来，他说：　　“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主席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 　　小孟点点头。　　“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小孟由于做了认真的准备，便一二三四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主席知道小孟的习惯，她说话又快又急，不会半截停住的。所以主席只是静静地听，并不打断。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并将之铺陈展开了，大谈特谈他那独一无二的宏论。　　“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胆子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此时的毛泽东侃侃而谈，他忘记了眼前这个小同乡的知识水平，无所顾忌地谈着自己的观点。小孟睁大眼睛，听得极认真，她觉得新鲜而惊奇。　　“那么，您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了？”当主席停下来的时候，小孟又忙问了这么一句。　　“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 　　听到主席的这个说法，小孟又想起了主席平日很少同意别人的看法。总有标新立异之见，因而也觉得不奇怪了。　　主席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于连不值得一点儿同情，我可还是多少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话吞吞吐吐不敢全说出来，想干的事躲躲闪闪不敢全做出来，这还不可怜吗？你说他不安于职守，这点算你说对了。可那是什么职守？这和感情可是另一回事，人是有理智的动物，更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来了，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所以，为了感情影响了他那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你说对不对呢？” 　　“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啊。”小孟感到不能同意主席的意见。　　“感情的力量有时是不可战胜的。”主席又补充了这样一句，然后他又接着谈起来：　　“你说于连想入非非，孟子曰，这可是那个真的孟夫子说的，‘心之官则思’。头脑这个东西天生下来就是要想事的，你让他不想，除非他是个傻子。所以，他要想，还要想得厉害，他是知识分子嘛，脑子好使得很呢。你说他‘非非’，他说他‘是是’，孰是孰非，很难说呀。” 　　“你还说于连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 　　主席谈到这里，似乎兴致不减，脸上看不到一点儿疲劳的神色。看来，他对家庭、婚姻是深刻思考过的。虽然，他并未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作过这种题目的报告，当然也许没有给他适当的机会去让他阐述自己这方面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次同小孟谈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显然很有兴致，简直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湍急地向外流淌。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又谈了起来：　　“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19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残忍和虚伪。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带着个假面跳舞。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着个假面跳。由于人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谁都见怪不怪了。正像人的眼睛，从科学的观点上看，那图像应是倒着的，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正的呢？那也是习惯使然嘛。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觉得。所以，反的变成正的，正的呢，又成了反的，错的往往成了对的，对的又成了错的。”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要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需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小孟完全被主席这样漫谈式的学术探讨吸引了。但她不甘心自己的观点都被否定，于是她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 　　主席听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边讲着他那句讲过不止一次的话：“不破不立嘛！” 　　听到这里，小孟又反驳说：“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主席听了，收起了笑容，也严肃起来。但看得出，这是在探索问题时所常出现的一种神情：“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是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比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然爬一下，不能一生总在爬。偶然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 　　“当然，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要的东西又都在崖上头，看得见而够不着。他不能走，不能跑，所以只好爬，拼命爬，直到从崖上摔下来，粉身碎骨。”说到这里，主席停了一下，突然向小孟提了个问题：“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 　　小孟没有想到主席会向她提问题，尤其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　　“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呗。” 　　主席说：“换个位置，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一切。关键是德瑞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钱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这最后一句，既像是慨叹，又像是在总结。看来，主席是惯于用他那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这是他的深刻，还是他的局限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的习惯，一生如此，愈到晚年，愈见鲜明罢了。　　毛泽东与小孟之间，这次关于《红楼梦》与《红与黑》的谈话，谈得那么自然、通俗、超脱、深刻。　　毛泽东在从微观上去分析探讨问题时，他又往往突破了自己的阶级斗争学说，此时的毛泽东，似乎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有丰富知识的文学家，他用自己特有的感受与经历、分析问题的角度与侧面，去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绝不是旧道德、旧伦理的捍卫者，而是一个寻求新道德、新伦理的开拓者。他对于连，对德瑞那夫人，对贾宝玉，对王熙凤，充满着多么深厚的人情味！他赞赏于连的胆大包天，他赏识王熙凤的“心狠手毒”。　　但毛泽东毕竟是个阶级论的倡导者，他在从宏观上看问题的时候，又习惯地、自然地，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论述，放入他阶级斗争的模式中去。　　关于“红学”的那次谈话，给小孟的印象如此强烈，多少年之后，还是那样清晰。

来源：旧报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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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连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