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悲欢从一栋大楼翻倒出来小说

陈仲伟

积十年之功，徐策的“河滨大厦”三部曲小说第三部《春水》近日面世。将视野与情节设定在一栋大楼里，自《香港重庆大厦》以来，基于一栋大厦展开的研究与创作逐渐进入中文读者的视野。

水成为汇通全球人流物流的渠道，上海因航运地位而开埠，苏州河及河网联通江浙腹地，随着黄浦江上的汽笛外国人从海上而来，本土移民则随着商业机会源源不断沿着河摇橹而来，在上海迎面交汇，华洋混居，西风东渐，却又一定程度泾渭分明。

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淞沪会战十年之间政局稍稍稳定，随着移民从全世界涌入，上海地产迎来又一轮黄金时期，大量现代设计的公寓楼为全球的白领沪漂们提供容身之地。保存至今的尚有约栋大楼，这样的规模与环境在中国大陆没有第二个地方。

尽管网红如武康大楼、黑石公寓、枕流公寓等，也各有各的故事，河滨大楼依然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在位置上她扼守苏州河入江口，位于黄浦区，虹口区和静安区（原闸北区）三区交界”，附近兼有码头、火车站（原上海北站），而第一条电车14路终点站一开始便在河南路桥南。

从一开始落成河滨大楼就是商住两用，高8层，占地近平米，原有套间套，号称“远东第一公寓”。随着年加高3层，目前有近户（居民约人），一度还设有幼儿园，自成一个小社会。她是上海最早的滨水概念住宅。同时每层都有仅4.5平米佣人房，一套内部设计与使用规则更强化了等级制度。

河滨大楼有幸因为MichelleGarnaut发起的“上海国际驻地作家计划”每年为外国作家提供住所，多位全球各地作家以河滨大楼为背景创作。作为本体的河滨大楼在时光中浓缩了历史，为文艺创作中提供了丰富性。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欧大旭的英文小说《五星百万富翁》将河滨大楼作为主人公——一位东南亚华人富二代的住所，在这里展开他逃离家族继承与约束的心情和居住体验。

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RachelDeworskin的小说《Somedaywewillfly》则将河滨大楼作为主人公——一个犹太小女孩30年代末随家人逃亡上海的居所，从她的眼中展开一家人逃亡上海的故事。

此外本土作家张新科的《远东来信》则将一位留德学生通过探访河滨大楼将在德国汉堡跳蚤市场发现的8封犹太难民的信件，与近60年前信中犹太人在上海的逃难记忆勾连起来。

河滨大楼如上海一般海纳各方来客，作者徐策视野更为宏阔，试图以河滨大楼为切面，时间跨度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乃至年后，故事聚焦在40年来在河滨大楼的住户，对一个不断剧变时代的刻画极具历史意义。

作者儿时曾在河滨大楼6层居住，临近退休，开始围绕河滨大楼为母题的小说创作，他称之为“洄游”，同时又在小说中区别于河滨大楼的本体以“河滨大厦”为虚构的载体。

在前两部《上海霓虹》、《魔都》中，从绍兴小镇青年祖堃因着舅公秉逊的照顾得以来上海闯荡，并由秉逊三根金条顶下河滨大楼的套间将外甥祖堃带入这栋大楼的佣人房，开启了祖堃与娇鹂的婚恋（在同一座大楼中，绍兴走出来的作家鲁迅也曾多次做客），而祖堃意外病逝则勾连出由弟弟祖鸿叔接嫂的情感故事主线。秉逊与祖鸿舅甥两人在特殊年代，因为乌有的“资本家与银行工作人员”抽盗案分别被收押提篮桥与戴罪劳动改造。在这部中祖鸿的处境与远在东北上山下乡的侄子们的境遇，时时在河滨大楼里嫂子娇鹂的关照中娓娓道来，这位寡居的坚强女人尽管只是上过扫盲班，医院做临时工甚至卖血支撑一个家庭，独力抚养四个孩子。

《春水》分为两部，上部接续波涛汹涌的动荡十年，下部以主人公之一秉逊归来为分界，预示着秩序的回归，春水本身也隐喻着苦尽甘来，万象更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春江回暖也是一波三折，秉逊最终倒在苏州河桥边，他的实业抱负最终没有等到80年代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再续“春天的故事”。

虽然三卷总计约.3万字，并不显得冗长拖沓。在三部曲中，有名有姓，有着或长或短故事的人物超过个，却并没有脸谱化的人物刻画，每个人物都有其立体丰富的背景与形象。以文艺界及统战人士、资本家及南下干部为主体的社区，每次风波必然在这里掀起波澜，历次运动这座大楼几乎无役不与，资本家、旧官僚，南下干部与文艺界统战人士，不同出身到了十年动乱不过是半斤八两。对于如何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人物的悲欢和命运，成为本书的核心情节。即便在运动中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老屈、桂阿姨，富阿婆和丈夫，在特定历史中，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小奸小恶。

作者用语克制，在处理十年动乱的情节中毫不落伤痕文学的窠臼，背后却是辛酸与残酷的黑色幽默，不是过来人很难传递出准确又传神的压抑氛围。加之大楼在9年之后，不少套房被分割，产权与公共空间的分配模糊，给好事者上下其手的空间，有时邻里之间的矛盾借着政治运动的背景被进一步复杂化，在上海乃至全国普遍存在，使得今天的住户也能体会到当年一些问题在今日的遗风余絮。

作者将居住在佣人房的娇鹂一家的故事凸显出来，在套房被作为主流的叙事中，形成对套房与佣人房在空间等级关系与权力关系的某种挑战，历史不仅仅是革命干部与文艺名流的家族史，后者在伤痕文学的叙事中占据了主流话语。大楼的空间关系在娇鹂一家的故事中由亲情得以调和，并被革命所颠覆，佣人房的居民不再需要挤独用的楼梯和电梯，也渐渐不用服务于套房的雇主们，随叫随到的呼叫电铃也失去了功能。但动荡的十年剥夺了特权群体，并没有改写特权本身，在空间等级中特权无时无刻暗暗存在着。这栋楼的套房（尤其是朝向好的）作为稀缺资源，依然被“坐火箭”的造反派群体垂青与染指，旧的仪式被新的牛鬼蛇神必须服从的仪式所替代。

笔者作为河滨大楼历史的收集者，不少人物影影绰绰，都辨得出一些知名住户的影子，这也是从史学角度入手的阅读乐趣。作者的记者背景与第一手的居住经验成为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在SMG的工作经历，也使得作者充分收集到大楼相关的影像资料。

围绕着祖堃留下的寡母和四个孩子，逝者看似皆大欢喜天衣无缝的安排；在现实和动荡中，却好事难成。祖鸿前后两任女友景萱与后来的小覃，都沦为家庭悲剧的一部分。

这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些旧制度被革新，一些则延续了下来。婚姻从家庭包办、组织介绍到追求自由恋爱。在小说中，从两代人的选择看，个人自主选择逐渐开始觉醒。

在语言上，方言与普通话的平衡是一大特色，以沪语方言乃至绍兴土语和极具年代感的遣词构成的地道对白，延展开的是一幕幕上海地域特有的人情世故，契合情绪与年代感的画面，故事灵魂也沉浸于这些日常烟火气的对白中，慢慢铺展开来。家长里短的八卦是大楼里的日常，更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恰到好处的对方言的脚注，既不对阅读造成障碍，也兼顾非吴语区读者的理解需要。叙事又不可避免以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书面语展开，形成方言与国语在作品中某种交错的张力。

大量越剧唱段自然而然地融入剧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在80年代流行文化打开国门之前，老辈人们开口都能唱几段本地地方戏，成为时代的真实遗存。

另一方面必须清醒的是，作者试图在非虚构与虚构把握平衡，面对活着的历史，尊重当事人与尊重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张力，口述史又往往存在不可忽视的缺憾（如当事人的缺失，记忆失准与叙述立场的问题），在口述史的尽头合理的虚构对于小说恰到好处。

第一部《上海霓虹》多次提到的铁马路和铁马路小菜场，这是中国从晚清打破封闭进入现代的一种标志——第一条营运铁路（窄轨）由租界外国人投资，火车站在今天铁马路落成运营，是开埠以来标志性的历史性存在。然而面对晚清上海官民激烈的反对，上海道台买下铁路并拆掉，只留下“铁马路”的老地名，老一代上海人还会把彭泽路说成“铁马路”。到了第三部《春水》里，叔接嫂这对苦难情侣，背负了太多的重荷，在动荡年代相伴走在北郊淞沪铁路线上，享受着片刻的温存，从铁马路到淞沪铁路也是时代的暗线。移风易俗，拥抱现代器物的文明之路并不轻松。

来源：新闻晨报作者：陈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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